艺术创作继而进化为可用币帛度量，文明似乎也能凭着钱钞称重。
若干年来，“八五”的艺术故事仍被不断提起，某国总统的登堂入室还为旋风之猛劲加添了动能。相形之下，某创作者的草稿竟能以千万元高价拍出，也足够为中国当代艺术提供怪谈般的野史素材了。可是，我们作为有幸的见证者，是否还能体悟到这些噱头之外的意义？或者说，艺术还能为人们提供其原真的价值吗？必须说，拍卖是欧洲工业革命前奏期的弄潮儿。到了19世纪后，更是日益成为西人生活中一项独具大众文化色彩的商业活动。不过，纵观历史，凡待价而沽的艺术品从未见得有如今这般，为了配合货币数字而杜撰出恁多“高玄”的阐释话语。事实上，工业革命前主流的创作成果多只为皇家及宗教、宫廷贵族服务，这在东西方都是共同的情形，并由此催生了日后拍卖商口中那些“稀世珍宝”的起价标准。古典时期的创作法则，全球也均类似，即在于使用不同的手段实现几乎同理的视觉表现效果。西方包括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希腊、古罗马以降，写实一直乃神圣不可侵犯的圭臬。东方的中国，尽管宋以后出现所谓文人提倡的写意，但“形似”情结仍于大众审美内盘桓不去。这似乎说明了，人对于艺术创作的一种本质追求，即希望透过二维、三维的虚构幻术而阐述对于自然、自我的把握与掌控。“印象派”之后的世界，以人造机器为主导，尽管开始曾有抵制，但人的体格也已慢慢适应模块化的生存、管理情境。艺术所具备的具象与抽象的两极，也随之均遭遇过别有用心的夸赞或捧杀。不过，最终写实的独大更被非写实的洪流冲刷、击溃。事实上，这一过程更可看作是对多年来独特技巧训练的一次强烈但又“骑墙”的反动，归根结底，又将要映照出人群社会中生物主义式的各种蠢动后的自我压制。的确，我们的礼教文明有意通过规范化的努力，使得体内的那些“逆种”臣服。只是，机器的诞生更为此下了个极富悖论色彩且不幸的注脚。机器，现在想来，恐怕仍是“规范”的延伸物，每组零件都会是制礼订例的先哲们最希望看见的未来图景：流程的确立、尺度的划一，反倒从这些新兴的造物层面，实现了包括西方在内的，所有具备约束意味的“吃人范式”的伟大理想。2019年香港佳士得秋拍现场：常玉《五裸女》以超过3亿港元成交，为年度亚洲成交金额最高的拍品如此表述，势必要遇到反驳，比如有论者会说：“其中更深的人性成份，才是精髓，而人也随之得到了解放。”不过，何谓人性，又何谓解放？艺术恰能为我们提供难得的窥探窗口——心底的险恶、世态的炎凉，在创作者刀笔之下，构筑起了整部沉重的所谓“文明表达史”。可是，艺术家在史传的光芒下，竟又丧失了发言权，精巧的美和智慧被利用、被操纵，被残忍地摧毁。但，更反讽的是，这一切反过来却成了现代拍卖产业以独立、非制度化身份存续着的最紧要的哲学前提：其真谛乃在于借助合法商业行为，而允许社会中的某些群体或个人，拥有他们欲念中属于相对“叛逆”的“真实物件”，进而重构一种所谓的“自以为是”的判断标尺。
人的占有欲是一切交易的“灵媒”。原始社会经“物物互换”以实现对欲望相对稳定的把握，而金、银本位的价值体系则提供了更便捷的钱钞作为新的平衡基点，艺术创作继而进化为可用币帛度量，文明似乎也能凭着钱钞称重，那些一度孤独且饱受摧折的艺术家因此应能获得认可和称道，他们才是文明最后的继承者与总结者——不单依赖技艺创造出属于社会精英的历史、审美载体，同时还可为个人及家族换回维系命脉的口粮和尊严。必须坦言，这类交易的最高境界的确还是要到了机器文明之后而借助拍卖的力量，它完成了或小我、或群体间虚无的精神和物质转移。当拍卖师手中槌响，即意味着双方不必谋面，便可名正言顺地将异己视为同道。
不过，上述行为的主、客体，又当细分出创作者、最终获得者、中间商和围观人群四类。现代拍卖业还有更绝妙的流程，创作者与最终获得者对于其他两类参与者均双向隐身，仅透过通讯设备或委托人便完成了“收藏—占有”的“冲动—反应”模式。自然，此般景象的发明与再设计，大大早于现代拍卖行业的出现，不过其于当代之所以能成为中产者的一种引人瞩目的社会行为，却必须归因于拍卖在工业化伦理语境下所营造出的某种诱人的“场效应”：中间商与围观人群的协同，增进了创作者和最终获得者内心的虚荣快感，再以利益为联结，将此情愫反向传导给协同方，并升华为交易内外的各色共谋，最终泛滥于各行各业。而此间最大的遗憾却是，拍卖过后，那些作品所承载的、包孕的对人性善恶的种种艺术洞见，仿佛被隔离，以致没有实现多少成功的精神迁移。艺术品在拍卖的伊始便已丧失了从容静观的身份和距离，它不再是艺术家神与魂的承载物，倒是一件件充作各方远交近攻式的肉搏战的武器。如果清高之士还期待从那里厘定出艺术性的真假、高低，那势必真如野人献曝般幼稚，因为被用作交易的物事，一旦完成这一轮的使命，它只是期待着下一场争夺的变奏——去狗苟蝇营地寻找任何可供外人高抬的价值，所有那些道貌岸然的分辨，最终只会落入一个又一个新的圈套，不论怎样的对错评点，无不将归入共谋者的祭品库。
笔者常想，拍卖的意义最初在于打破神圣的垄断，只有大量、公开地展列出来，供人交易，方可唤醒观者对于恶的唾弃和对于自我之善的尊重，这和现代自由艺术的生存观念紧密契合。可惜，那些年的华夏大地，那些享受着艺术解放成果的创作者们，向往9位数以上的存款，追求人与人倾轧的愉悦，朝向新的、其实是旧的“圣物主义”圈套冒进。劳动已无需换回温饱，却成就了可悲的贪欲，先前祖辈们为刀枪的兵燹连累，现今在拍场射灯下，人们竟被那个填满“四十大盗”秽物的洞窟可劲儿地消磨。本文素材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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