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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书商伪造伽利略著作以假乱真 藏书圈风声鹤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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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书商

德卡洛

伪造了一本带有“伽利略”签名和画作的《星座信使》卖给美国古籍书商理查德·兰。

购买者

美国古籍书商

理查德·兰

兰请伽利略研究专家金格利奇鉴定书的真伪,得到金格利奇肯定,遂以50万价格买下。

鉴定者

哈佛大学教授

金格利奇

金格利奇刚开始认为这本书很具价值,后来又曾有过几种不同的看法,但他不同意德国学者布莱德坎普的“副本论”。

鉴定者

德国学者

布莱德坎普

布莱德坎普组织专家学者进行鉴定,认为这本书为“副本”,价值极高。

揭秘者

乔治亚州立大学学者

维尔丁

维尔丁质疑“副本论”,经过鉴定,认为该书为伪书,并把这一结果公布在知名的收藏家论坛上。

有“伽利略”签名和画作的书

金格利奇很快给兰写信,称这个签字“有强烈的伽利略印迹”,“不是伽利略亲笔所写,就是在他指导下完成的”。金格利奇的认可,让兰精神为之一振,他以5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这本书。

1610年1月7日晚,帕度亚居民伽利略·伽利雷走进自家阳台,调整望远镜,望向苍穹。他定位到木星周围的三颗星星,并在笔记本上把它们画下来。六天以后,他通过望远镜观察,再次发现了那几颗星星—不过,它们的位置已经发生了变化。伽利略意识到,这些星星是绕着木星运行的卫星。伽利略向来认同哥白尼的理论,认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现在,他有了证据。

两个月后,威尼斯一位出版商把伽利略的发现出版成一个小册子。伽利略把自己的这部作品命名为《星座信使》。除了提供关于天体运行的洞见,这本书还反驳了亚里士多德—他坚称天体是光滑和“完美”的;而伽利略借助望远镜观察了地球的卫星—月球,发现其上满是山脉和坑洼。为了传达这些信息,伽利略加入了四幅清晰的蚀刻画,每一幅描绘了月球的一个侧面,每一幅大约是5.5英寸宽,6英寸高。《星座信使》第一次印刷了550册,现存约有150册。

《星座信使》开启了伽利略的事业。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这本书所包含的“改变世界的发现之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哈佛大学天文学退休荣誉教授欧文·金格利奇曾表示,伽利略对于木星卫星的记述,“是科学史上最令人兴奋的手稿”。

83岁的金格利奇是世界上伽利略研究的顶尖权威。2005年6月,其好友理查德·兰在其办公室拜访了他。兰在曼哈顿拥有一家古籍书店。霍华德·鲁滕伯格最近告诉我:“就知识和经验而言,兰比其他书商要高一个级别。”罕见书书商的世界并不大,名望是最为重要的。

然而,一个人的专业知识总有其极限,兰时不时会请金格利奇鉴定和评估一些早期天文学家的书(金格利奇几乎鉴定了所有现存的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第一、二版)。

那天,兰带来了两名年轻的意大利人,马连奴·马西莫·德卡洛和飞利浦·罗汤多。这两名意大利人准备卖给兰一本《星座信使》。德卡洛向兰出示了一份文书,显示这本书原来的主人是一个共济会组织的成员。

这些年来,兰见过不少的《星座信使》。尽管其中一些品相更佳,却没有一本包含着如此强烈的个人印迹—扉页上有伽利略的签名;一个猞猁印章显示这本书来自费特利考·塞西的私人图书馆。塞西是罗马猞猁科学院的创始人,伽利略曾是猞猁科学院的一员。这本《星座信使》没有蚀刻月亮侧面图,取而代之的,是5幅水彩月图,据推测由伽利略所画。假如能证实其出处和真实性,兰估计这本书能卖数百万美元。

金格利奇翻到书的扉页,此处题词:Io伽利略·伽利雷 f.。在意大利语中,Io即是“我”的意思。两名意大利人提出,“f”可能是“fere”—“制造”的缩略形式,即此处题词的意思为“我,伽利略·伽利雷,所写”。伽利略通常的签字是“作者”或“伽利略·伽利雷 猞猁”—指猞猁科学院,再加上受赠者的名字。但金格利奇回忆说,虽然此处签名与通常情况不一样,但“看起来逼真”。在书的第十五页,有一幅锈色水彩画,画的是1/4的月球。金格利奇感到似曾相识。他告诉兰,这个图像及后面的四幅水彩画,与伽利略所画的月球图像高度相似。

会晤结束后,金格利奇很快给兰写信,称这个签字“有强烈的伽利略印迹”,“不是伽利略亲笔所写,就是在他指导下完成的”。

金格利奇的认可,让兰精神为之一振,他以5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这本书。

这是一本副本吗?

这本书的造纸原料比其它《星座信使》的要稍微深色一些。但这样的异常现象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布莱德坎普关于这本书是副本的论断。

尽管很期待把《星座信使》推向市场,兰还是决定先听取其他专家的意见。2005年7月,他给霍斯特·布莱德坎普发了一个邮件。布莱德坎普是柏林一位学者,专门评估欧洲知识界历史关键人物所作艺术品。“观点通过绘画产生”, 布莱德坎普曾如此说道。他曾出版过很多专著,有关于莱布尼茨的巴洛克花园的,有关于达尔文的示意图的,当时正在写一本关于伽利略画作的。2009年,《艺术通报》宣称布莱德坎普在“重新检视历史上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方面,贡献比任何人都大。

在这封电子邮件中,兰附上了第十五页的水彩画扫描样。布莱德坎普事后回忆道,当他看到样本时,“同时感到震撼和怀疑”。兰问布莱德坎普是否有兴趣做一个全面的研究,布莱德坎普欣然答应。他开始研究“Io 伽利略·伽利雷 f.”的签名与几十封伽利略信件的签名,这些信件是佛罗伦萨国家图书馆的馆藏。布莱德坎普的结论是,书上的签字是真迹。

同年11月,兰带着《星座信使》到柏林,并把书留在那儿一个月。布莱德坎普后来写道,瞄了这本书一眼后,他便断定这些有污点的水彩以及它们那种“不安与精确的混合”,是伽利略亲笔所画。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观点,因为它质疑了伽利略另外一套知名图画—佛罗伦萨草图的唯一性。几乎所有的伽利略研究者都认为,这位天文学家借助望远镜观察所得都用水墨画在了这些草稿纸上。里克·华生,一个据守伦敦的美国书商称,佛罗伦萨草图等同于科学史上《独立宣言》。研究者们认为这些草图直接代表了伽利略通过望远镜所看到的。相比之下,第一版《星座信使》上由威尼斯艺术家所描的蚀刻画突出了月球上的坑洼,夸大效果,也存在一定的变形。

布莱德坎普推理,兰所得的《星座信使》是供作者润色的副本。威尼斯出版商给了伽利略三十本有几处留白的《星座信使》,出版时留白处为蚀刻月图所替代。布莱德坎普认为,应该是伽利略接到副本后把观察月球的所得用水彩画到了其中一个副本的留白处;随后,负责蚀刻的工匠根据锈色水彩画进行蚀刻。华生认为“这是一个大发现”。如果布莱德坎普的推理是对的,那么佛罗伦萨草图将沦为次要版本。

2007年,布莱德坎普在《艺术家伽利略》这本书中呈现了这些论点。帕度亚举行仪式庆祝这本书的出版。庆祝仪式上,威廉·叙亚作为发言者之一说道:“我深信,是伽利略画了这些水彩画。”威廉·叙亚是苏黎世一位伽利略研究者,已出版五本关于伽利略的书。兰则发言称,《星座信使》值得终身拥有,他告诉《时代》杂志,他这本书叫价至少1000万美元。

2008年春天,兰再次把这本书寄到柏林。这一次,布莱德坎普邀请了十四个专业机构的专家研讨此书。学者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分析此书,用上了诸如长波紫外线射线(确认墨迹)以及X光荧光(分析纸的成分)等设备。来自猞猁科学院的一位管理者负责鉴定书上的猞猁印章,来自德国斯图加特国立造型艺术学院的管理员负责鉴定书的纸张和装订。

他们通过调查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这本书的造纸原料比其它《星座信使》的要稍微深色一些。但这样的异常现象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布莱德坎普关于这本书是副本的论断。布莱德坎普宣称,他与其他学者一起作了一个高难度的鉴定。

“副本论”遭质疑

在真章中,猞猁的嘴巴左侧与最里面的椭圆形有点距离。在兰的版本中,两者连在了一起。维尔丁再查阅塞西图书馆的目录,并没有找到《星座信使》。

布莱德坎普把柏林这次研讨会的结果汇编成两册的《伽利略的O》。这套书英文版原计划于2011年10月出版。2011年夏天,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文艺复兴史学家尼克·维尔丁为《文艺复兴季刊》撰写这本书的书评。尽管有很多复杂的文本可以参考,维尔丁仍发现这本书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兰的版本中的一幅水彩月图与佛罗伦萨草图“风格相似”,但其水彩细节上却与草图不一致。

我最近在维吉尼亚一家餐馆遇到了维尔丁。他是一个消瘦淡漠的英国人,40岁出头,发线后移。维尔丁告诉我,在提交书评后,他听说2005年至2006年间出现了一些可疑的图书馆印章。其中的猞猁印章与兰的《星座信使》相符。

维尔丁找来猞猁科学院创始人费特利考·塞西私人藏书的真章电子版,进行高分辨率的细节比较。在两个章中,猞猁都出现在正中央,其外是两个椭圆形,还有一行拉丁文(来自费特利考·塞西图书馆,蒙蒂塞利贵族侯爵),然后是第三个椭圆形。维尔丁随后再检验兰的《星座信使》的章。在真章中,猞猁的嘴巴左侧与最里面的椭圆形有点距离。在兰的版本中,两者连在了一起。维尔丁再查阅塞西图书馆的目录,并没有找到《星座信使》。维尔丁要求《文艺复兴季刊》暂不发表他的书评。

维尔丁查伽利略文献,也找不到关于有水彩画的《星座信使》的信息。在查阅过程中,维尔丁看到了金格利奇2009年刊于《伽利略研究杂志》的文章。关于兰的《星座信使》,金格利奇曾有过几种看法,但他不赞同布莱德坎普的“副本论”。根据史料记录,伽利略于1610年2月收到了副本。布莱德坎普的观点是,伽利略观察月亮后直接作水彩画,但兰的版本中的一个月亮侧面是2月28日以后才画的。而《星座信使》3月13日出版—在出版前把水彩画转变为蚀刻,在时间上显然不够。

金格利奇还指出,兰的版本中,每幅月图都是直径81毫米。但在第一版本的《星座信使》中,有四幅蚀刻月图是同样大小的,而第五幅却比其它的小了4毫米。金格利奇认为,如果蚀刻月图是根据水彩图而作,那么每一幅都应该跟水彩月图一样大小。金格利奇据此总结道,这些证据“有力”地显示了兰的版本中的水彩画是伪造的。

《伽利略研究杂志》的受众很小,金格利奇迫切希望帮维尔丁把文章登上《文艺复兴季刊》,这本杂志的读者更多。金格利奇向维尔丁指出伽利略作品《几何和军事用之比例规的操作法》存在三本可疑的书,这三本书在两名意大利人把《星座信使》卖给兰的前后出现在市场上。《操作法》一书出版于1606年,当时只印了60本,目前约有25本存世。2008年,克里斯蒂买了一本,价值50万美元。

2005年末至2006年初,金格利奇检验过三本《操作法》,发现了其中的一些古怪(其中一本是兰入手的)。文字过深地嵌入纸中,印刷方式存在时代出入,而水印也与那些正版的不太一样。他把自己的疑惑告诉了兰,但兰要求他不要公开这些观点。

2006年末,华盛顿特区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的弗兰克·莫尔利代表美国东海岸一个藏书家鉴定两本可疑的《操作法》。莫尔利进入国会图书馆,把两本可疑的书与正版书放在一起比较。在可疑版本中,字体没那么“干脆”,纸浆在钢丝网上干燥而得的印记不那么“均匀与平滑”。莫尔利还注意到一处可疑的印刷错误—“dal mio”两个词的上部与下部连接怪异,就像移位的地质板块。莫尔利告诉我:“这在凸印活字印刷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在一份机密报告中,他向那位东海岸收藏家说:“这几本书是为骗钱而伪造的。”这位收藏家就像兰一样,不愿意公开这样的信息。

维尔丁发现那几本《操作法》与兰的《星座信使》共同点多得惊人,当他知道这些书都与德卡洛—与兰一起拜访金格利奇的意大利人有关时,他的疑虑更重了。德卡洛早期进入罕见书交易行业,与兰建立联系,经常有别人买不到的书。德卡洛吹嘘有渠道获得南美的一些藏书。维尔丁试图追踪德卡洛,但他发现对方已离开了这个行业。

维尔丁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布莱德坎普,对方却大为光火,认为这是挑衅。“我不知道你有多少次机会看到兰的那本书。写鉴定性文章,却不曾仔细研究原物,这是方法论上的致命性缺陷。”布莱德坎普写信给维尔丁,争论道,质疑兰的版本的真实性是“愚蠢的”。如果这本书是伪书,那么“科学史就要关门倒闭了”。

2012年3月,维尔丁向《文艺复兴季刊》投出了修改后的书评。他写道:“《伽利略的O》有时给人的印象像‘来自犯罪现场的法庭报告",另外,参与研讨的普林斯顿图书学学者保罗·尼德汉姆“善意地提醒我们,很多人参与到了一本古籍的现代化制作当中。他们中的一些人,目前仍很活跃。”

一个意大利书商的崛起

有一天,德卡洛在这里遇上了掌管梵蒂冈图书馆及其机密文献的梅加。他们交上了朋友,并时常在一起讨论信仰。后来,梅加给了德卡洛一个罕见的特权—梵蒂冈图书馆卡片式目录的通道。

9月的一天早晨,我拜访了德卡洛。我到他家时他正在等我。这个夏天我们已经通过信。他告诉我,他很高兴首次向一个真正对他的品行感兴趣的人披露自己生活的细节。

德卡洛家的三楼挂着一幅伽利略的小画像。“我非常喜欢伽利略,喜欢他思考的方式。” 德卡洛说,这种仰慕之情产生于他还在意大利小镇奥维亚托生活的青少年期。当时的德卡洛以离经叛道为荣,尊伽利略为偶像。在20岁之前,德卡洛已经读完伽利略的420封信。

1998年,法律专业、大学辍学后工作于维罗纳的德卡洛闲暇时总去逛一家罕见书书店,一位年轻的收藏家向他传授了这个行业的门道。

1999年,德卡洛开始在欧洲的图书交易会上搜寻书籍、古望远镜等。在米兰图书交易会,他认识了阿根廷书商丹尼尔·帕斯托尼。帕斯托尼邀请德卡洛前往参观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书店。很快,德卡洛每个月都有一周时间流连在帕斯托尼的书店。这家书店是收藏家频繁出现的地方。德卡洛说,有一天,他在这里遇上了掌管梵蒂冈图书馆及其机密文献的梅加。德卡洛与梅加交上了朋友,并时常在一起讨论信仰。后来,梅加给了德卡洛一个罕见的特权—梵蒂冈图书馆卡片式目录的通道。

2003年2月12日,德卡洛和梅加进行了一宗非比寻常的交易。德卡洛给图书馆16本椠本(古代用木板雕字所印的图书—译者注)—1501年前出版的书,还有三册15世纪的手稿,价值大约为10万美元。作为交换,德卡洛得到了6本书,价值超过100万。这些书包括曾属于教皇乌尔班七世亲戚收藏的三本伽利略著作。梵蒂冈图书馆还有伽利略的其它书籍,而且正在扩充它的椠本收藏。(德卡洛如此解释这桩明显不公平的交易:如果你身处维罗纳,水对你来说价值多少?1分钱。但在沙漠里,水可以价值百万。)教皇的秘书批准了这桩交易,但图书馆的一些人很快注意到这是一桩蚀本生意。2003年春天,梅加的下属交涉叫停了德卡洛与图书馆的第二次交易。

2005年,德卡洛和意大利书商飞利浦·罗汤多及阿根廷书商丹尼尔·帕斯托里一起参加了米兰图书交易会。意大利一位文化遗产主管向国家宪兵队报警称,这几个人正在展销弗朗切斯科·科隆纳(Francesco Colonna)的《寻爱绮梦》(Hypnerotomachia Poliphili),这本书出版于1499年,因其繁复的木刻插图而闻名。这本书原来属于米兰的一个私人图书馆。警察告诉这几位书商,他们计划调查这本书的来源。两天后,当警察重新来到展示台时,发现这本书已没了踪影。在接受警察的单独问询时,这几个人都把责任推给对方。书不见了踪影,案件也不了了之。(北欧的一位藏家最近告诉我,在米兰图书交易会后不久,他便从罗汤多处购得了此书。)

尽管经历了如此的一些小插曲,德卡洛在罕见书市场的地位还是稳步上升,因为他总是能拿到一本又一本非同寻常的书。也许他最重要的客户就是兰。德卡洛告诉我,“兰总是能高价买书,他有世界上最好的客户。”2004年,兰花24万美元买了两本德卡洛从梵蒂冈图书馆得来的书—伽利略第一版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论述和数学演示》(The Discourses and Mathematical Demonstrations Relating to Two New Sciences)和《试金者》(The Assayer),还有一本1611年版的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s Kepler)的《折射》。在这期间,兰还花58万美元从德卡洛处购买了哥伦布在1493年写给费德南和伊莎贝勒的信,信中宣布了发现新大陆的创举。德卡洛开始觉得兰会买下自己提供的所有东西。

2005年6月9日,奥林匹亚图书交易会在伦敦开幕。德卡洛又一次和罗汤多及帕斯托里一起出现。在他们的展示台,《操作法》被放在玻璃盒中展示。尽管这本书引起一些书商的质疑,但它最终被一名波士顿书商购得。

不久,德卡洛和罗汤多飞往纽约与兰见面。他们告诉兰,有重要商务要与他洽谈。他们把带水彩插画的《星座信使》摆在了兰的面前。兰喜不自禁。他后来告诉我,他认为这本书有“改变游戏规则”的潜能,可以回答很多问题,解开众多谜团。

“纵火犯管理森林”

学者蒙塔纳利写了一篇文章,描述了吉罗拉米尼图书馆的情况。他没有直接指出德卡洛是窃贼,但引述了目击者关于其偷窃的叙述,并把德卡洛的入职等同于“让一个纵火犯管理森林”。

售出《星座信使》后,德卡洛开始淡出图书交易圈。在阿根廷,他遇到了一位为俄罗斯亿万富豪维克托·维克塞尔伯格效力的美国藏书家。在被介绍与维克塞尔伯格后,德卡洛被维克塞尔伯格的能源公司雇用,负责协调公司的政府及公共关系。德卡洛的资源使他在石油公司得心应手,2007年他便成为公司的执行副总裁。不过,2009年,他因为追求维克塞尔伯格的副手而被解雇。

一名收藏罕见书的意大利参议员帮德卡洛在政府部门谋得一职。2011年5月,德卡洛成为意大利文化部的一名顾问。他的职责包括盘点意大利各家历史悠久的图书馆的藏书。

很快,他便带着一位朋友和一名助手前往罗马东南部一家创建于6世纪的修道院。喜欢自命善于把握机会的德卡洛背着一个空的电脑包。他们向神父自我介绍,要求查点修道院的资产。德卡洛的朋友负责转移神父的注意力,而他和助手则从书架上拿走了但丁的《神曲》和伽利略的《操作法》。德卡洛偷梁换柱,把两本书塞进自己的电脑包里,然后摆上伪造的《操作法》。偷窃成功后,他以8000欧元的价格卖掉了《神曲》,而《操作法》则保留着。

那不勒斯的吉罗拉米尼图书馆尤其让德卡洛梦牵魂绕。这家图书馆建立于1586年,已经年久失修。2011年春天,德卡洛与这家图书馆的负责人商谈重修图书馆。同年6月,他被任命为这家图书馆的新负责人。在上任的第二天,他命令员工取消晚上的警报系统。

2012年3月28日上午9点,托马索·蒙塔纳利教授敲响了图书馆的门。他是那不勒斯费德里克二世大学的艺术史教授,同时也是一家左倾报纸的撰稿人。此次他既是陪学生同来,也为了确认他耳闻的图书馆丑闻。

一个工作人员把他们引进图书馆。在主厅里,他们发现了德卡洛。德卡洛走开后,蒙塔纳利开始打量图书馆—这里简直像个垃圾场。有400年历史的书籍被随便摊在桌上和地上,汽水罐则被丢在了书架上。

蒙塔纳利和他的学生要求查阅图书馆的文档。他们碰到了一位图书管理员,向他询问图书馆的状况。蒙塔纳利告诉我,这位图书管理员低声说道:“太糟糕了。新的负责人是个罪犯。”管理员说,德卡洛上任后,经常带他在俄罗斯工作时认识的那些人来。晚上,这些人把书装进箱子里,然后装上货车。

蒙塔纳利写了一篇文章,描述了图书馆的情况。他没有直接指出德卡洛是窃贼,但引述了目击者关于其偷窃的叙述,并把德卡洛的入职等同于“让一个纵火犯管理森林”。

文章见报当天,德卡洛打电话质问蒙塔纳利:“你为什么这样写我?我是个英雄。我在拯救图书馆。”据蒙塔纳利所说,德卡洛威胁将采取法律行动,并暗示他与贝卢斯科尼雇用了同一家律师事务所。他警告蒙塔纳利,蒙塔纳利的职业已岌岌可危。蒙塔纳利回忆说:“简直是黑手党作派。”(德卡洛承认打了电话,但否认自己威胁蒙塔纳利。)

那不勒斯的检察官梅里罗展开调查。德卡洛的电话打不通,而梅里罗听说德卡洛正在其维罗纳的家里及一名亲戚家藏匿赃物。有些赃物被意大利一些主要书商窝藏。最令人吃惊的是,德卡洛试图在慕尼黑5月9日的一次拍卖会“洗书”,数量超过450本。

5月初,梅里罗的人在意大利进行广泛搜寻,找到了近2000本的书。(德卡洛告诉我,他有意偷的只是运往慕尼黑的部分,其它的书只是因为图书馆搞清洁,暂时从图书馆里转移出来。)德国当局叫停了这次拍卖会,随后逮捕了拍卖公司的执行主管,这名主管被引渡到意大利。拍卖公司称,德卡洛声称拍卖这些书是受意大利一个私人拥有者委托。

慕尼黑事件两周后的一个早晨,三大卡车的意大利警察在6:30时来到德卡洛的别墅,给他戴上了手铐。德卡洛被带到那不勒斯,关进小牢房里。在2个月的时间里,德卡洛迟迟不肯配合。根据法庭文档,他只提供“虚假和不合情理的信息”。但,与他的父母交谈后,他开始感到懊悔。2012年8月2日,德卡洛开始向梅里罗认罪。

他坦白交代自己是如何从吉罗拉米尼图书馆偷书的,还交待曾从那不勒斯的另一家图书馆偷书,另外还有佛罗伦萨的两家,帕度亚的一家,蒙特卡西诺的一家以及罗马的一家。梅里罗告诉法官,德卡洛所交待的与他收集的证据“完美匹配”。

在某一刻,德卡洛还承认伪造了5本《星座信使》和5本《操作法》。但梅里罗显然对德卡洛的招认非常满意,便没有再追问细节。

伪造品中的“杰作”

学者布莱德坎普如此评价德卡洛:“从弗洛伊德心理学来说,我认为这个人应该是被学术机构拒绝后,开始戏弄学者。好的伪造者是一个游戏者,他们有一种奇怪的欲望,要挑战有知识的人。”

同时,乔治亚州立大学的学者维尔丁正致力于证明兰的《星座信使》是伪造的。每当他发现这本书的每一个新特质—比如,它使用半张印刷而不是全张印刷,而已知的几乎所有1610年后出版的书都采用全张印刷,他就更加反对“副本论”。

维尔丁找到苏富比拍卖行2005年以来的目录,在其中发现了另一本《星座信使》,这一本同样来自德卡洛。维尔丁从目录中检视了这本书的扉页。他说:“这是我灵光闪现的时刻。”在那一刻,他确定兰和苏富比目录中的这两本书都是现代伪造品。

早前,维尔丁已经注意到,在兰的版本中,扉页上有一个词—“pepiodis”。“Pepiodis”不是拉丁词汇。所有其它版本的《星座信使》写的都是“periodis”,这个词是“面”的意思。再看看苏富比目录中的《星座信使》,其中也出现了“pepiodis”一词。另外,在兰和苏富比的版本中,第二个p和第一个i是连到一起的,但这两个字母从来都不是连体字母。

他与普林斯顿图书学学者保罗·尼德汉姆分享了自己的发现,尼德汉姆此前参与了对兰的版本的研讨。维尔丁敦促尼德汉姆前往曼哈顿再次检视兰的版本。维尔丁叮嘱尼德汉姆特别注意一个细节。在1610年的时代,印刷机在上油墨时,油墨有时会渗透到铅字的边缘;压印时,这会导致页肩出现一些斑点或淡淡的线。这些印记不像凸版印刷字那么深。但是,如果有人利用原版的高分辨率图像来制造感光树脂版,那些聚合物会使印记和文字一样深浅。

尼德汉姆从兰的书店里把《星座信使》带回哥伦比亚大学,哥大拥有一本正版的《星座信使》。兰版本上页肩的墨迹非常明显。尼德汉姆通过比较发现,在兰的版本里,文字不那么锋利,且相对松胖一些。迎面页中间的空白也与哥大的正版不同。当天晚上,尼德汉姆给维尔丁发了邮件,宣称兰的版本“完全是一个伪造品”。

11天后,也就是2012年6月11日,维尔丁在古籍书商、藏家和图书学学者汇聚的网络论坛“我的藏书”(Exlibis)上公布了自己的发现。他警告称:“所有这些文本明显来自德卡洛,此人目前因大量偷窃那不勒斯吉罗拉米尼图书馆的图书而被捕。”第二天,尼德汉姆也在“我的藏书”论坛上公告《伽利略的O》一书结论有误。

布莱德坎普写邮件给维尔丁,称自己感觉被维尔丁的言论“严重冒犯”。

最近我曾打电话给布莱德坎普,他显然已经有所反思。他把自己团队的错误比拟成“外科医生出了一个致命性的差错”。看着自己的研究结论被一一反驳,成了他“无尽的梦魇”。

去年10月,布莱德坎普重新召集学者到柏林。他们用了此前用过的方式,仔细研究兰的《星座信使》,试图“解剖”这一伪冒品。一名参与者说,整个过程很令人振奋,“你好像忘了你正在努力发现的一切,都是你过去犯错的明证。”另一个学者在纸张材料中发现了棉毛纤维,而这种纤维要在1793年轧棉技术出现以后才可能产生。2014年,布莱德坎普将出版这个团队的研究分析。

布莱德坎普如此评价德卡洛:“从弗洛伊德心理学来说,我认为这个人应该是被学术机构拒绝后,开始戏弄学者。好的伪造者是一个游戏者,他们有一种奇怪的欲望,要挑战有知识的人。”

我问他是否能够逆向分析出伪造这本书的方法,他知道德卡洛是怎么捣乱的吗?

不。布莱德坎普说:“这真是一部杰作。”

伪书是怎样“炼成”的?

德卡洛把烤炉打开,把温度设定为250摄氏度,拿一个耐热玻璃碟子装上盐酸……再把水彩画放在顶部的支架上,一张一张地烤干。盐酸蒸发出来的水蒸气能使画面出现氧化的效果……

2013年3月,吉罗拉米尼图书馆案开庭。德卡洛被判刑7年。他被监禁至8月初,一名法官批准了他监外服刑的请求。法官要求扣押德卡洛的财产:银行账户、两辆宝马、2009年花125万欧元买的别墅。最近,他又被命令让出一些家具、艺术品以及罕见书,法庭估计这些财产价值20万欧元。

目前,德卡洛生活在受限制的奢华中。在第二次庭审之前,任何东西都不会被带走。调查至少得花几年的时间。不过,在家服刑的他受到严格的管制:他不能离开,来访者必须提前获批,未经许可严禁打电话和发邮件,以防他再次回到图书行业。他的父母也不能来访。

我与德卡洛一起度过了三天。

虚荣心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某一刻,德卡洛将自己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相提并论。当我问他如何伪造《星座信使》,他答道:“我想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你。我可以信任你吗?”

“好吧,”他深呼了一口气,说:“我本想开一个玩笑。”大学辍学的德卡洛对那些花数年时间研究图书学的人很不屑。他用自己的方式获得了学术认可。2004年9月,他向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所私立大学捐赠了4本伽利略的书,还有一块沙哈拉陨石,这所大学授予他“荣誉教授”的称号。从此,他自我介绍时总是不忘“教授”头衔。

2006年,他参与福特汉姆大学关于伽利略的学术研讨。翌年,他自费出版了一本两册的伽利略传记和文献。

在文献部分,德卡洛列出了1610年至1683年之间出版的每一个版本的《星座信使》。他有意识地提到了第一版出版前威尼斯出版商寄给伽利略的那30本—每本中有一整页和三半页空白,并援引了1610年3月伽利略写的一封信,里面提到了这些留白的版本。

德卡洛决定利用这个历史事实,戏弄一下伽利略研究专家。他说他是在2003年产生这个念头的。此后几年,他走遍意大利,考察制纸设备,学习工艺师们如何重新创作17世纪的水印以及其它古工艺。他带着这些知识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寻求丹尼尔·帕斯托里的帮助。(2013年夏天,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见到了帕斯托里,他否认自己参与伪造《星座信使》。)

德卡洛的野心不止是伪造。他决心加上一点东西。考虑到伽利略收到的30本《星座信使》没有蚀刻月图,他开始“创作”一本“被遗忘”的作品—有独一无二水彩画的版本。“我做了大量的研究才达到这个水平。”他告诉我。17世纪的水墨含酸量较高,他费尽心思才找到了合适的水墨。一天,闲逛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古董店时,他发现了几瓶19世纪的印度墨水。据德卡洛所言,他与药理学专业的帕斯托里对此墨进行了石蕊测试,发现它的酸性远远大于现代的墨。如果他们能使此墨“老”两百年,那么他们就算万事俱备了。

德卡洛把画水彩画的任务交给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位“著名”的艺术品修复者。德卡洛需要这名工匠做到的是:一,根据佛罗伦萨草图,画出5幅水彩月图;二,根据伽利略1633年的一份文件,加上伽利略的签名。原文件签名为“Io Galileo Galilei Manu Propria”(我,伽利略·伽利雷,亲笔所写)。因为“Manu Propria”文体过于华丽,为了避免出错,德卡洛决定用f代替,f代表feci(制造)。

工匠开始工作后,德卡洛开了一瓶酒庆功。工匠用酒杯杯脚描摹水彩画的轮廓。(这也许解答了金格利奇的疑问,可疑版本中每一幅月图的大小是一致的—81毫米。)

工匠完成水彩画和签名后,墨色看起来是黑色的。德卡洛把厨房里的烤炉打开,设定为250摄氏度,拿一个耐热玻璃碟子装上盐酸,放在底部的支架上,然后再把水彩画放在顶部的支架上,一张一张地烤干。盐酸蒸发出来的水蒸气能使画面出现氧化的效果,把黑色的墨变成锈色。德卡洛说:“这样处理,20分钟相当于400年的效果。”

随后,德卡洛带着这些画飞往意大利,找到了善于书籍装订的德斯特芬尼斯。(当我到德斯特芬尼斯店里求证时,对方拒绝评论。)德斯特芬尼斯用17世纪牛皮纸装订的方式装订了《星座信使》。一周后,德卡洛取走了书。他说,他与意大利书商罗汤多完成了最后一次“装饰”—塞西的猞猁印章。

罗汤多否认与德卡洛合作,他说自己就像兰一样,被德卡洛耍了。罗汤多目前正在配合意大利检察官调查。他告诉我,自2006年发现德卡洛涉及伪造后,自己便停止了与他的合作。罗汤多坚称,尽管与兰的协议上写着他与德卡洛作为“卖方”,将分两期获得50万美元,但实际上他从未从德卡洛处得到一分钱。罗汤多还说,他不曾在米兰图书交易会上卖《寻爱绮梦》。这与买家告诉我的信息不符。罗汤多显然不受德卡洛事件影响,两个月前,他就在与兰的书店相隔九个街区的地方,开了一家画廊。

“我只是想做一些特别的事”

德卡洛说,每一次伪造时,他都会故意加入一两处只有“真正的专家”才能辨识的小错误。

在我采访德卡洛的第三天,他从卧室里拿来一件白色T恤,T恤背面有一个巨大的猞猁章。“你想不想震惊所有的人?”他问我。德卡洛指出椭圆形与猞猁嘴相近的地方,然后告诉我说,在伪造时,他故意让它们相接,并在扉页上加入了“pepiodis”这样的文字错误。“如果我不这样做,没人能证明这本书是假的。”他说,每一次伪造时,他都会故意加入一两处只有“真正的专家”才能辨识的小错误。当我告诉他维尔丁去年已经发现了这两处错误时,他看起来很忧伤,仿佛突然领悟到自己已经失去了这项“发明创造”的“专利权”。

去年,维尔丁忙于在欧洲和美国开讲座—“伪造月亮,如何鉴定伪造伽利略作品”。如今,收藏家们带着可疑藏品如云而至。去年,布朗大学一名图书馆负责人告诉维尔丁,这家大学的图书馆里有西班牙语的伽利略小册子。这个小册子是兰从德卡洛处购得后,卖给图书馆的。这小册子据称是1650年在秘鲁利马印刷的。(秘鲁国家图书馆有一册正版的。)在维尔丁的帮助下,图书馆确认这本书是伪造的,兰为此退回了交易款项。维尔丁怀疑德卡洛每伪造一本书,都会伪造两三册:“少了在经济上划不来,多了则会泛滥市场,相当于公告伪造的事实。”

2013年8月,我来到德卡洛捐赠4本伽利略书籍从而换来荣誉教授的那所大学。维尔丁已经告诉我该关注哪些地方。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从各个角度拍德卡洛捐赠的这些书。维尔丁研究完这些图像后告诉我,其中的《星座信使》可能是假的,《操作法》也是可疑的。

德卡洛拒不承认自己在这家大学图书馆、秘鲁图书馆以及2005年苏富比拍卖会目录中的《星座信使》中涉及造假。我们见面时,他发誓自己会绝对坦诚:“谎言已经失去意义了。”不过,相信这样的人显然存在一定的风险。当游戏结束时,只有一个人知道真相,那就是—德卡洛。

与德卡洛在一起,我感觉应接不暇。有些遁词是容易辨识的—当我注意到他指出伪造本身并不违法,售假或者以假乱真才违法时,我明白了他为什么坚称给兰的版本他并没有赚钱;关于其准备退还吉罗拉米尼图书馆图书的说法,对我来说也是荒诞的;但是,他为什么对一些伪造行为供认不讳,对另外的一些却拒不承认?他这是在维护自己作为“高明伪造者”的声誉吗?苏富比目录、大学图书馆以及秘鲁图书馆中涉及的伪造书,相比兰的《星座信使》而言,显然是低级的。

他说:“我并不愚蠢。如果我真的想使坏,我懂得怎么做。但我的初衷只是想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事件令藏书行业风声鹤唳

德卡洛告诉我,美国电影《逍遥法外》中的弗兰克·阿巴戈内尔激发了他的灵感。剧中阿巴戈内尔最终帮助当局抓住假币制造者。“我想当图书界的阿巴戈内尔。”

在过去的6个月中,古籍书商不停地向我表达对这个行业现状的失望。兰说,吉罗拉米尼图书馆窃案、伽利略书籍伪造案使市场风声鹤唳。国会图书馆的管理者们告诉我,考虑到可能存在不法来源问题,在接触意大利图书时,他们格外谨慎。都灵书商法罗说:“这是一个以信任为基础的领域。5年前,没有人会问一本书的来源。这是不礼貌的提问。”但现在,每个人都要这样问。

兰现在还保存着那本伪造的《星座信使》,他准备起诉德卡洛,拿回交易的钱。德卡洛的第二次审讯最近在那不勒斯开庭。如果他被定罪为破坏吉罗拉米尼图书馆,那么将面临另外12年的监禁。我待在他家时,他正在制定辩护策略。“我违法的,我承担责任,但我只为我做过的事情负责。”他辩称,他到这家图书馆时,图书馆已遭到严重破坏;而他试图卖掉的大部分书,来自神父的私人收藏,而不是公共图书馆。“问题是,那不勒斯整个大环境都对我不友善。他们把我当成一个恶魔。”

他说自己好心办坏事。他辩称偷图书馆的书,是为了挣钱重建图书馆:“我知道这样做很疯狂,但我确实痴迷于书。”“每一次偷书都是有原因的。”他这么说着,并感觉到了我的怀疑,于是讲述了2003年的一件事。他偷了帕度亚一家图书馆的三本书,卖得3.5万欧元,然后用这笔钱从本地一个书店买得19世纪科学家伽利略·费拉利斯(Galileo Ferraris)的手稿。然后,在没有任何利益的情况下,他把这份手稿捐给了佛罗伦萨的伽利略博物馆。他从办公室里拿来这家图书馆给他的捐赠感谢信。对于其它的交易,他都没有文件可以证明。

在他办公室时,我发现了《星座信使》里的一幅蚀刻月图。图下方有一行手写体西班牙文。德卡洛说,这行手写体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帮他伪造《星座信使》月图的女人写的。

另一面墙上挂着巴兹·奥尔德林在月球行走的签名照片。书架上有几十本关于月球的书。“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月球的文献,时间跨度从伽利略到1799年。”这个面临长时间监禁的人雄心勃勃。他告诉我,美国电影《逍遥法外》中的弗兰克·阿巴戈内尔激发了他的灵感。剧中阿巴戈内尔最终帮助当局抓住假币制造者。“我想当图书界的阿巴戈内尔。”德洛克说他能成为FBI最好的助手:“我能找到失窃的书。我能帮他们找到所有书商的黑账户、海外账户。”他说,他所需要的报酬就是找到的这些钱的一部分。

在德卡洛家的最后一天下午,他为我送行至车道上。我问他,法官是否要求他戴着定位器。

他摇了摇头。“我是一个喜欢遵守规则的人,”他说,“即使他们不追踪我,我也不会出去,不会打电话。我尊重所有的一切。”

德卡洛按了一下按钮,大门打开了,我带着他送给我的纪念品—他关于伽利略的书,准备离开。书上有一行题词:“真相不会被谋杀。感谢与我共度时光。—恶魔”。他跟我道别,返回别墅。

作者简介

尼古拉斯·施密德尔

自由撰稿人,其关注的领域主要为文化、宗教、政治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安全,2012年加入《纽约客》。

2006年,作为当代国际事务研究所资助的作者,前往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生活及撰稿至2008年。2010年出版了《活着,还是永远消失:在巴基斯坦的两年动荡岁月》。

2011年在《纽约客》刊发《抓捕本·拉丹》,描述美国政府和军方击毙本·拉丹行动始末,报道引起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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