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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卫文 张艳秋:宋元时期牌记的形式及风格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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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记源于汉简,正式出现于唐代,而宋代则是其黄金时期,特别是南宋时期,此时的雕版技术更加成熟,图书交易也更加频繁。

  使“牌记”这个名词真正传下来的是宋代。“宋人刻书,于书之首尾或序后,目录后,往往刻一墨图记及牌记。其牌记亦谓之墨围,以其外围阑环之也,又谓之碑牌,以其形式如碑也。元明以后书坊刻书多效之。其文有详有略。”

  选择宋元时期的牌记进行研究,除了宋元时期留下来可供查阅的资料相对比较充足外,还因为通过牌记的变化得出朝代和地区不同地方刻本的发展变化,进而可以深层次探讨出当时社会情况。宋元牌记按地区类分可分为江南本、浙刻、蜀刻、闽刻、江西刻本、广东刻本等等。

  一、南宋版本牌记的概述

  (一)浙刻

  元稹在《白氏长庆集》中提到“扬,越间多作书摹勒及予杂事,卖于市肆。”这是关于浙刻最早的记载。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关于浙刻的实物是佛经,于新中国成立后浙江龙泉被拆毁的古塔中被人们发现。这卷经卷字大如青钱,刀法纯熟,每行字数二十到二十四不等,用黄纸印。该经卷经过专家鉴定为晚唐时期的实物。由此可见,浙刻此时已经发展到了成熟阶段。

  浙刻的发展离不开当时社会文化发展氛围的推动。浙江两地有临安,绍兴,台州等地区,而临安位于浙江的中心,宋朝时期,临安作为宋朝的首都,经济文化都是全国最发达。官刻本对临安刻本有着促进和示范作用,除了我们所熟悉的国子监外,还有中央政府部门和一些地方官衙也开始刻书。所涉及的除了日常教化所用的一些书籍外,还有医药,法律等等比较实用的书籍。从现存的一些官刻本来看,牌记是比较简单的,例如为大众所熟知的《汉官仪》牌记只有“绍兴九年三月临安府雕印”这十一个字。

  临安作为浙江的中心,也是书坊的集中地。比较有名的当属陈氏经籍铺刻的书。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对陈氏刻书评价十分高,他认为现在所看到的明朝刊物中许多内容都是唐人的专集、总集,大多来自于陈氏经籍铺所刻的书;而唐人的专集、总集之所以流传,与陈氏铺子刊刻使其流传下来密不可分。陈氏经籍铺子的主人名为陈起,自称陈道人,会诗文,很多文人都与之交好。刻书的尾端通常分别题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或“临安府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这样的牌记,这种牌记是陈氏父子刻的书的一个特色,这也陈氏父子刻书的一个标志。现今被后人熟知的《周贺诗集》等都有类似的牌记,都是呈现半页十行,左右双栏,白口的样子。

  (二)蜀刻

  四川在古代一直被称为“天府之国”。古时有“扬一益二”的说法,说明当时除了扬州,益州的经济文化居于全国前列。在中唐以后,益州在全国的地位渐渐突显出来。再加上蜀地独特的地理环境,树木丛生,木材十分丰富,为发展刻本提供了条件,因而宋人普遍认为雕版印刷的发源地是四川。正如朱翌《猗觉寮杂记》所说:“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又如《旧唐书·文宗本纪》《册府元龟·帝王部·革弊》等书记载“剑南,西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可见当时蜀刻的繁荣状况。

  南宋后眉山渐渐成为蜀刻中心。眉山刻本的代表是《东都事略》,“眉山程舍人斋刊刻,已申上司,不许覆板”这样一行牌记写在书内,大意是这本书的版权已经是我们书斋的,已经申请过专利有法律效应了,别的书斋机构没有权利再翻刻,如果盗版的话可以有权追究刑事责任。可见蜀刻本的行业高质量和规范化。宋太祖赵匡胤正是熟悉蜀刻的先进技术和雄厚的基础,才在开国之初把刊印佛教藏经这样重要的工程交给四川完成,显示了当时蜀刻的重要地位。

  (三)闽刻

  关于闽刻的起源,一般认为是唐代。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七就提到:“宋板《列女传》载‘建安余氏靖安刻于勤有堂’。”而余氏世业“自唐为书肆所萃”,因而把闽刻的起源划为唐朝。闽刻书业的聚集地主要集中在建阳和福州这两个地方,建阳是以坊肆刻书出名,而福州是以寺院刻藏经而著名。

  宋代建阳的麻沙和崇化两地,被称作“图书之府”,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一些文献中所记载的“建安刻本”“建宁刻本”“建阳刻本”“麻沙刻本”“崇化刻本”都是指的是这一地区的刻本。

  闽刻本的一大特点是以建刻为主,建刻以坊刻为主。传世为今人所熟知的宋代的建刻本大多数是坊刻,比如“建宁黄三八郎书铺”所刻的《重修广韵》《韩非子》等。此时坊刻有些牌记很像今天出版书的出版说明。如闽刻中的王明清的《挥麈录》,它的牌记为“此书浙间所刊止前录四卷,学士大夫恨不得见全书。今得王知府宅真本全轶,四录条章无遗,诚冠世之异书也。敬三复校正,■木以衍其传,览者幸鉴。龙山书堂谨咨”。牌记中的几句话交代了该书的来源,刻本的版本特征,已经签下的出版机构“龙山书堂”,可见闽刻已经具备了现在出版说明所具有的雏形。

  二、元代刻书

  元代统治者,对于刻书十分重视。在入主中原之前,就曾大力兴办官方刻书,推动了刻书的发展。太宗八年(1236年)成立编修所,在平阳立经籍所,编辑、印刷经史书籍。据《元史》记载,元代的皇帝时常亲自下令,刻书印书,一般刻书的内容主要涉及两点,一种是君王感兴趣的历史类书籍,一类是有关农事生产类的书籍。元代刻书,既继承了两宋刻书的优良传统,也承袭了金代刻书的旧业,其官私所刻的刻本,在质量、形式上等都能与宋版相媲美。

  (一)路学刻本

  元代官刻本有中央和地方两种。而路学刻本属于地方刻本,路学刻本也称路刻本,儒学刻本。元代官刻书籍主要是以地方为主,中央决定要印一些书籍一般会交给地方去刻,由于元朝的行政单位为路,因而路学刻本就由此而来。路学刻本有个特点就是在刻本前面附有宣刻牒文,有重点地记录了书从进贡、审查、刊印的过程,这也是研究元代官方出版制度的重要资料。后来,地方逐渐的也有了刊刻书的自主权。元代的路学刻本有充足的资金和质量保证,因而被称作元刻中的精品。正如清荣荦在《影元钞本曹文正题跋》中所说:“元时名集,动国帑■版,故得名手书文,良工刊刻。”

  中央官刻由兴文署掌握,刻印不多,此外还有广成局本、太医院本等;地方官刻由各路儒学、州县学和书院进行。元代官刻本中较突出的是书院和州县学刻本。此外,杭州的雕版印刷业很发达,仍旧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官刻的书籍由于其独特性,因此许多书后面牌记只是写了短短几个字,比如某某县学刊。

  (二)家刻本、坊刻本

  在政府刻书的风潮的推动下,元代家刻本、坊刻本也很兴盛,有着“相台岳氏刻梓荆■家塾”的牌记在《周易》《论语》等出现,坊刻的中心有平阳、杭州、建阳,这些地区很多大都是刻书的老字号,比较出名的当属张氏晦明轩,金时就印刷过《滏水文集》,到元后又刻印了《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增节标目音注精义资治通鉴》这两本书,其中内容配有精致通俗易懂的插图,印刷精美,是平水本中的精品。

  元代的牌记比起前朝,不仅仅在字数上有了很大变化,而且形状式样都别具一格。而坊刻的牌记,更加兼备了版权和商业广告的作用。简单点的比如元刻本《静修先生文集》卷末题刻长方形牌记“至顺庚午孟秋宗文堂刊”,文字周围饰有建党的方格。而张氏晦明轩所刊印的书《重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首有整页螭首龟座碑形牌记,目录后有“平阳府张宅印”琴形牌记,又有“晦明轩记”钟形牌记,碑额直书“重修本草之草”,下面写的内容详细记录了这本书的背景以及重修的原因。整本书属于一书多牌记,另外牌记的样子也很有特色,牌记字数也很多,因此这个牌记在元代坊刻中具有代表性。

  三、牌记的总结

  从牌记的情况看,牌记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形式、功能单一到多样的过程。牌记依照文字的内容,可以按照以下几种类型区分:(1)记录刻书的时间。(2)记刊刻者和斋名堂号。(3)同时记刊刻地点和刊刻者斋堂室名。(4)记录刻书时间和刊刻者。(5)同时记刻书时间、地点及刊刻者。(6)记录版权。(7)刻书咨文。总体来说,宋元的官刻私刻和坊刻有很大区别。坊刻的牌记不仅在数量上超过官刻和私刻,而且从样式、内容上都比官刻私刻独特。

  (一)南宋牌记与元牌记的比较

  宋代牌记形式上简单、刻板,少花式变化;以字体占行变化的无墨围牌记为多;有墨围的牌记也以长方形文武边栏和亚字形多见;位置多出现于目录后和卷末,一书多牌记少见。内容上简洁客观,少虚托之辞,著录内容以刻书者姓氏衔号、出版时间、刻书机构为主。宋代坊刻牌记在形式内容上比官刻私刻生动形象,注重读者心理与广告功用;书坊名称多用“宅”“家塾”,喜欢用职衔,如《王建诗集》中的牌记“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解元宅书籍铺刊行”。

  元代刻本牌记数量较多,一改宋代“宅”“家塾”等说法,代之以“轩”“斋”“精舍”“书舍”“书堂”等雅称,外形设计与行文表述上比宋代更为丰富美观生动,除了长方形、亚字形外,出现了钟式、琴式、鼎式等多种花式及大型牌记。比如元刻本《孟子》的牌记“廖氏善本,乾郡重刊”,牌记外面是一个钟的轮廓。还有元刻本的《资治通鉴》,书后就有三个牌记,分别是鼎形,圆形,正方形,十分引人注目。而《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后面的牌记则是显眼的钟形和鼎形两个牌记。

  (二)宋元官刻私刻与坊刻版本牌记的比较

  官刻私刻的牌记大多数很简单,最多只是在字外面简单的加个框,有时候框内所用的字体与正文不同,仅仅为了简单的区分牌记内容和正文内容。比如官刻本《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的牌记“淳■庚戍季秋金华后学吕遇龙校正刊于上饶郡学之极高明”,只是将牌记的字体变大来与正文内容相区别。而家刻本《重庆眉山三苏先生文集》的牌记“饶州德舆■痴子董应梦集古堂善本”,除了在字的外面加了简单的框,字体写成了与正文不同的字体隶书来加以区别。元代的官刻和家刻大抵相同,都是简单的外面有个框或者把牌记的字体变化下,但是有两个比较特殊的在官刻和家刻的牌记。一个是前文所提到的元官刻刻本《孟子》的钟形牌记,还有一个元家刻《资治通鉴》的三个牌记比较特别。

  坊刻的书籍由于要面向市场销售,充满了竞争力,因此为了给读者买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多书坊在牌记上“大显神通”。比如宋代的《抱朴子》牌记,虽然牌记内容外没有任何装饰,但是这个牌记的内容却有了广告的意思。《后汉书》的牌记则外面用了波浪实心花纹作为装饰,使得牌记变得更为注目。元代的《重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则是醒目的碑状牌记,《集千家注分类工部诗》则是一个钟形书舍的牌记一个鼎状的堂的牌记。这些在牌记形状上做文章的书坊大多为了突出自己的特色,也是为了让买家更好地记住自己的书坊增加影响力。

  学会认识牌记以及了解牌记背后的含义,对刻本的鉴定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牌记也是古代书籍版权发展的先声,其对今天的图书业的发展和广告业的进步也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我们只有多加学习积累,才能真正了解并体会古人刻书中的牌记智慧,才能对当时社会意义内涵的研究有更深次的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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