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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晋光:清《诒晋斋集》稿本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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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稿本是书籍的初级形式,因其承载了作者原始的创作形态,反映了作者初始的创作思想,历来为古籍版本界所珍重。特别是对于多次刊刻而又校雠不精的版本,其稿本所载信息的准确性和不可替代性被视若拱璧。也正是由于这一主要原因,对于稿本的界定需要谨慎。目前学界对稿本的认定标准并不完全一致。综合、借鉴诸家的论述,本人认为界定稿本时应注意3个标准和1个前提。具体说:一是真实反映作者思想;二是产生于刻本以前;三是可作为刻本之范本。所谓前提是稿本的界定应有条件的制约,也即同一抄本在不同条件下或不应定为稿本或应定为稿本。如晚清著名学者丁晏纂现存国家图书馆的手稿本《类抄》,此书清末被贵州名士刘春霖抄写,抄本现存某古籍书店。目前刘氏抄本就不能定为稿本,因为作者的手稿尚在。假如此手稿毁失,则刘氏抄本无疑应定为稿本。上例是为无刻本的情况。同样在有刻本的情况下,如原作者的手稿在付梓前被某人抄写了一份,则在作者手稿存在的情况下抄本不应定为稿本。而一旦上述手稿本不存在,则此抄本即可定为稿本,因为这时只有该抄本可能载有刻本所没有的作者手稿本的信息。本文介绍的稿本《诒晋斋集》即属于这种情况。

  此书4册8卷,在精印12行、黑口、四周双栏的开化稿纸上以每行22字手写而成。字体类赵,十分隽秀。令人叫绝的是全书9万余字竟无一改字、添字,可谓纸色古雅,书法精绝,皇族气派不同凡品。各册首页钤朱文印一方,文曰“曾存定邸行有恒堂”。由此可知此书曾藏定王府行有恒堂。

  定王府行有恒堂主人载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生,咸丰四年(1854)卒。高宗长子永璜之曾孙。先封二等辅国将军,后授御前大臣。道光十四年(1834年)任礼部尚书。十五至十六年任工部尚书并袭爵定郡王。二十六年重修玉牒,授钦命任总裁。文宗即位后仍受重用。后因自谓操持进退用人之权及广收门生得“定门四配、十哲、七十二贤”之传言,遭夺职罚俸。但不久,咸丰二年(1852年)仍授步军统领。次年加亲王衔并于卒后追封亲王。载铨为人风雅,工诗,富收藏。吏部尚书汤金钊评“(载铨)自嘉庆戊辰入直上书房,获侍讲席,属句颖秀,自幼过人。”读其遗著《行有恒堂初集》,可体味其诗文功力。由其《长夏曝书》所云“万卷层层手自排,古人模范作梯阶。笃行莫使初终异,尽信能叫性气乖。费我连朝勤庋阁,喜他得地免沉埋。钻研编简真如蠹,鬓雪无情减壮怀”及现藏上博的定府遗物“赵孟行书送秦少章序卷题跋”,则可窥其书画收藏规模、品位之一斑。

  《诒晋斋集》为清中叶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成亲王永瑆所著,收录其自乾隆二十八年至嘉庆初所作诗赋、序跋的文集。永瑆生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卒于道光三年(1823年),为高宗十一子,历官军机大臣,总理户部三库。工书、善诗,高宗爱之,多次幸其府邸。嘉庆十九年(1814年)仁宗诏令永瑆自选书法刻裕陵圣德神功碑并御题序言,赐名《诒晋斋帖》颁赏臣工。《诗话》评其诗文:“唐宋以来,帝子之文,实罕其匹也。”

  就目前资料,《诒晋斋集》的最早刻本是列入《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的由永瑆长曾孙载锐(嘉庆十年生,咸丰九年卒。爵成郡王。曾管理锐健营事务)于道光二十八年所刻并由载铨作序之本。以后又有光绪十六年藏修堂刻本、宣统元年翠琅玕房刻本等。下面就以时间最早、刊刻最精的载锐刻本(下简称刻本)与定府抄本(下简称抄本)作一对比,以考本源。

  首先,刻本与抄本不仅版式完全一致,同为12行、22字、黑口、四周双栏,而且版框尺寸亦完全相同。

  其次,刻本与抄本的第1卷和第8卷每页每行的文字及相对位置完全相同,毫无二致。这说明刻、抄本间的关系只有两种可能,或是成书时各自参照了同一范本,或是成书时以对方为范本(下面将说明抄本不可能以刻本为范本)。

  其三,经逐页核对,刻本较之抄本略去很多内容。例如刻本第2卷2页背面,抄本同位置,《阕里》一诗,刻本比抄本少了“竭尽瞻依志……舍井自禽窥”8句40字;刻本第4卷16页背面,抄本同位置,刻本略去《石君先生自杭归以上天竺泉分赠赋谢》《兰翘先生以徽制五彩画锭见赠赋谢》整诗两首;刻本4卷17页正面,抄本同页背面,刻本略去《桃花寺夜观山灯》整诗一首(图2);刻本第5卷首页2、3行较抄本同位置略去“初度作诗志之”6字(图3)。此外,刻本第2卷3、4页间,抄本同位置,刻本略去《上方山》《赋诗台》整诗两首,并将诗名“金山夜眺”略为“金山”。刻本第6卷11页正面,抄本同位置,《夜雨》一诗刻本略去文字。刻本6卷19页正面,抄本同位置,刻本略去整诗一首计217字。刻本第7卷10页正面较抄本同位置略去文字等等,不再一一赘述。

  其四,刻本较之抄本仅有一处内容增加,即第6卷终由载锐于道光乙巳(二十五年)补录了永瑆为其所作《得曾孙》诗一首(图4)。

  具体分析上述的删减和增补,我们首先可确定抄本成书于刻本之前,因为刻本卷6尾页明确说明最后一诗是增补的。再者,载铨知道刻本的出现,否则不可能为之作序,在有了刻本的情况下定府没必要再抄写,更无法解释在抄写中增加了如此多的内容。那么问题就是如何解释刻本在内容上的删减。一般讲,删减的原因有两种,一是刻工偷工取巧,二是作者自行删减。对于第一种情况几乎不可能,一来这是成王府刻书,刻工不敢妄为;二来此书区区9万余字,如此大量漏刻必被发现。那么另一可能就是作者在开雕前删减。但此书刊刻成书为道光二十八年,开雕至多提前两三年,而此时永瑆逝去已20余年,如何删减。这个疑问在载铨为刻本所作序言中找到了答案。而且,细读该序言还使我们增加了了解相关真相的线索。序言说“(永瑆)晚年自检全集(指《诒晋斋集》),删繁就简,陈言务去,择其纯粹精华者得集八卷、随笔一卷、后集一卷,虽付枣梨未即印行。逮嗣王(指载锐)袭封后首举是事不可再待。故重加校订爰付梓人刊版……”仔细品味这段话可知,既然永瑆“晚年自检全集”,就说明晚年前《诒晋斋集》已成书,到晚年将其“删繁就简,陈言务去”(注意,并无内容增加)后付梓,只是不知何因未能成书。20余年后载锐在此基础上付梓刊版。这便是刻本内容被大量删减的原因。也正是此时,载锐在“重加校订”中将曾祖为其所作增补列入卷6末。事实上刻本也证实了序言所云。一是对比删减前后的相关内容可知删后并未使诗文遭损,而是文字更加精练;二是绝无内容增加(载锐增诗非作者之意);三是刻本有后集、随笔各一卷。

  至于抄本无后集、随笔的缘由不可简单地以遗失解释,较为可靠的方法是就《诒晋斋集》初稿(永瑆手稿)、抄本及后集、随笔形成的时间来分析。如上《诒晋斋集》初稿形成于永瑆晚年前,具体时间可在卷六末页诗题“昌平州花塔山题生圹作”下永瑆所注“丁巳作补录”中得到答案,所谓补录当然指全集已定型后所为。这说明初稿形成于嘉庆二年(丁巳)永瑆45岁左右。事隔20余年到永瑆晚年即嘉庆末至道光三年间,永瑆准备付梓而将其删减,大约此时又发现一些诗文可以一并刊刻,于是编为后集、随笔各一卷。试想如果不是如此,后集、随笔形成的时间距《诒晋斋集》初稿较近,则顺理可将它们列为《诒晋斋集》之9、10卷。正是在这20余年较长的时间内,在没出现刻本的情况下,定府精抄了《诒晋斋集》形成目前的抄本。这便是抄本无后集、随笔较为可靠的原因。

  综观上述过程,在永瑆手稿本佚失的情况下,定府精抄本被定为清稿本应是合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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