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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霞:中华文献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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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丛书源自南宋,宋高宗嘉泰二年(1202)俞鼎孙、俞经曾编《儒学警悟》,度宗咸淳九年(1273)左圭辑刻《百川学海》,这两部书被视为丛书之始。此后,刊刻辑纂之风一直相沿,明清之代此风大盛。其中既有民间之力,又有官府之功。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丛书要数清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全书历时十年编纂而成,分藏七地。共分经、史、子、集四部,计收书3500余种,79300余卷,36000余册,逾10亿字,相当于同时期法国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的四十四倍。该书收录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国重要的典籍,并且编纂人员皆为当时著名学者,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准,被誉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文化工程。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丛书,中国古代文化得以传承,后人也能从中探索出历史的痕迹。

  但是,由于《四库全书》由乾隆敕编,本质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需要,名为“稽古右文”,实则“寓禁于征”,因此大量搜罗、查禁、删改、销毁书籍。据流传至今的几种禁毁书目和相关档案记载,全毁书2400余种,抽毁书400余种,铲毁、烧毁书版七、八万块。同时大兴“文字狱”,《四库全书》开馆后10年内竟发生了48起“文字狱”。因此,当后人对《四库全书》不世之功赞叹之时,也不禁对该书给中国文化造成的灾难扼腕叹息,让这部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徒留残存的躯壳横躺在文化的沙漠中。

  《四库全书》之后,新著作层出不穷,中国古代著名的藏书家耗尽毕生精力藏书、刻书,尤其清代乾嘉之后,辑刻之风大盛,辑纂水平空前提高。其时学者精心校勘古籍,这类精校本多汇为丛书刊刻行世,享有盛名者络绎不绝。如毕沅的《经训堂丛书》、卢文弨的《抱经堂丛书》、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张海鹏的《学津讨原》、黄丕烈的《士礼居士丛书》、孙星衍的《平津馆丛书》等等,至今仍为学界所重。此风延及清代后期并未消歇。如此以来,民间藏书家所刊刻、辑佚之书浩如烟海,远非国家“寓禁于征”所能控制,而这些书籍所包含的内容远非官修《四库全书》所能具备。

  而今,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千年藏书大典》的部分成果,让我们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有了更足的信心。北京时代话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打算携同凤凰出版社、巴蜀书社历时十年打造传世精品。《千年藏书大典》前期先行推出六种:《后知不足斋丛书》、《藏修堂丛书》、《文学山房丛书》、《海山仙馆丛书》、《平津馆丛书》、《功顺堂丛书》,精选了清代六大著名藏书家毕生刊刻、收藏的典籍,计101册,堪称中国文化界的一场饕餮盛宴。全书特色,有如下几点:

  一、以民间、私人藏书为底本原貌影印,不经任何删减、篡改

  一般来说,官方修书实力相对雄厚,刊刻质量比较高。民间修书则是较逊,但不能一概而论,许多有实力的藏书家刊刻书籍也是不遗余力。如,清代著名的藏书家潘仕成是富商,其自序中言:“但凡生平所见有益实用,则不惜重金搜罗,刊刻付梓。”除此之外,民间修书与官方修书最大的区别在于官方修书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往往将不利于自身利益的文字删减篡改。如,清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满清不利的书籍,据统计为13600卷。焚书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余种、8万余块。除了焚毁书籍,满清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3000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满清还系统地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除此之外,根据一些近代学者,发现的宋代刻本看,很多描绘金元屠杀的史料,在《四库全书》中,全部遭到了删除和篡改。最令人发指的是,满清还通过篡改文献,达到对汉民族进行诬蔑的目的。如满清宣称,张献忠立有碑文,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但根据近年四川考古工作者,找到的张献忠碑文看,实际却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根本没有七个杀字。如此之类,不胜枚举,那么民间修书其出发点并不是为了篡改文献,很多文献的真实面目恰恰是通过他们保存下来。如《后知不足斋丛书》中也曾经收录了乾隆时期的禁书《九边图略》,足为后世收书之规。

  二、内容广博,价值极高

  《千年藏书大典》全书收录4000余种,收录史料的范围之广、数目之众、内容之丰、价值之大,皆堪称空前。现仅举一两例说明。《海山仙馆丛书》刻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该书共56种485卷,分经、史、子、集四部,有的书未可全,共100册。难得的是,潘仕成在丛书自序中提到,要选择前人著作中有益于实用,探讨学问以及刊本较少的印行于世,除收入经史笔记著作之外,“收入其术数、医药、调燮、种植、方外诸家者流,亦有可观不妨兼采,惟游戏无益之作,文虽精妙,多从刈爱”。因此,丛书中还收入西洋译著《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圜容较义》、《勾股义》等等。这套丛书讲究实学,博采中外,体现了岭南开风气之先的文化潮流,对于研究当时的思想史意义以及学术史意义非常重大。即便如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潘祖荫,在其编辑《功顺堂丛书》时,也收录了《平定罗刹方略》,详尽记载了与俄罗斯争端的史实,价值颇高。

  三、珍本收藏

  中国古代自宋代活字印刷术发明以来,宋版珍藏书籍不仅受学界推重,更为收藏界所重。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时,诸多宋版书被篡改,很多学人难以一睹宋版书的面目。但是,诸多宋版书却为诸多私人藏书家珍藏,并以此刊刻付梓,广为学人称道。如鲍廷爵景慕鲍廷博,表示继《知不足斋丛书》之后,编成《后知不足斋丛书》。家中所珍藏诸多宋版书籍得以面世。如所收《稽瑞》就为宋刊孤本,至为珍贵。至于后面即将推出的《惜阴轩丛书》则是辑录了宋元明善本34种,如《学易记》、《周易本义爻征》、《虚字说》、《京畿金石考》、《雍州金石记》、《正蒙会稿》、《小儿药证》、《真诀卫生宝鉴》、《六如画谱》、《见物》、《表异录》、《老子集解》,凡12种,皆四库未收者,或刊本稀少,或旧板遗亡,或仅有钞本,未经梓行人间,未见书居其大半,今荟萃成编,会诸海内,洵大观也。《会稽三赋》、《格古要论》、《元城语录》,兹3种亦经四库收入,而是书所登有不同者。该书的付梓,使一些珍本、孤本得以流传至今,因而其在文献学和金石、医药、经学等方面的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自古以来,文化工程是中华民族的内涵载体,从“四库全书”到如今的“藏书大典”,我们可从其中慢慢披阅浩繁的典籍,也真实感受中华民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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