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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的的风骨与孤寂:独立人格比生命更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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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黄冈熊十力先生(1885-1968)是一位怪杰。他早年参加反清革命,35岁以后弃政向学。他没有任何正规学历,特立独行,自学成才,曾任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是现代新儒学的大师,世界著名哲学家。他一生捍卫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弘大孔子之道,主张思想自由及学术与精神的独立,自本自根,自信自立。他是20世纪中国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消化佛学,回应西方的挑战,创建了以儒释道为基础的“体用不二”的新哲学体系。

  一、风骨

  熊先生的人格特征是“求真”“嫉俗”,甘贫贱,忍淡泊,掉背孤行,独立不苟,堂堂巍巍地做人。他一生与世俗浮浅习气决绝,鄙弃随波逐流、追慕声誉、震慑于权威的奴才性格。他说:“凡人心思,若为世俗浮浅知识及肤滥论调所笼罩,其思路必无从启发,眼光必无由高尚,胸襟必无得开拓,生活必无有根据,气魄必不得宏壮,人格必不得扩大。”他经常劝戒弟子们不要好名好胜、好高骛远。他指出:

  为学,苦事也,亦乐事也。唯真志于学者,乃能忘其苦而知其乐。盖欲有造于学也,则凡世间一切之富贵荣誉皆不能顾,甘贫贱,忍淡泊,是非至苦之事欤。虽然,所谓功名富贵者,世人以之为乐也。世人之乐,志学者不以为乐也。

  这表达了熊十力的自立之道。抗战八年,我们的民族遭逢了深重的苦难。熊先生作为民族的哲人,在贞下起元、民族复兴的时代,虽生活穷困,然凭着他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着的爱,发愤忘食,努力著述、讲学。熊先生潜心从事哲学研究,住在重庆北碚穷乡破庙中,老来颠沛,加复贫困,勉力握笔,阐释、发挥中国哲学精义。在流亡困厄之中,他仍神游玄圃,对于哲学创作,情有独钟。他确乎做到了“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对传统文化深挚的爱,使他虽长年居无定所,饱受贫困、病痛的折磨,仍以忧乐圆融的情怀,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在抗战年代,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写作了大量书札短论外,最主要的是拿出了两部巨著:《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读经示要》。他的著作,就是这种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的结晶。

  熊十力一生有一个难圆之梦,就是由他自己来主持一个哲学研究所,可惜好梦难圆,原因在于经费问题无从着落。然而,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资助,被熊先生拒绝。1946年发生了两次熊十力退回蒋中正资助他办哲学研究所经费的事。一次发生在是年春,熊十力从后方回到湖北,住在汉口亲戚家。蒋中正曾令陶希圣打电话给湖北省主席万耀煌,送一百万元给熊十力办研究所。万耀煌派人送给熊,熊当场退掉。来人说如不收下,回去不好交差。熊说,这不关你们的事,我熊某对抗战既无寸功,愧不敢当。

  这年六月,徐复观将熊十力的《读经示要》呈送蒋中正先生,蒋令何应钦拨款法币二百万元资助先生办哲学研究所。熊十力再次拒绝。他给徐复观写信:

  吾生已六十有二,虽不敢曰甚高年,而数目则已不可不谓之大,不能不自爱护也。何敬之先生款,既不办研所,自须璧还,否则将成笑话也……

  如今士类,知识品节两不败者无几。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奉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我所欲为,不必由当局以财力扶持。但勿干涉,即是消极扶持。

  这一封信最清楚不过地表明熊十力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名誉、自尊和学术生命,保持气节操守,坚持独立人格。虽然他非常想办哲学研究所,但因是政府最高当局资助,他宁可不办,也不能拿这笔钱。拿了国民党官方的钱,人家就要干涉,就要为官方服务,熊十力清醒得很!他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最后由徐复观把这笔钱转赠流徙于江津的支那内学院。

  二、孤寂

  熊十力自1950年至1954年住北京,1954年10月以后定居沪上。他埋头著述,写了《原儒》《体用论》《明心篇》等多种著作。这些著作,虽在结构上、语言上风格不同,但基本理念一以贯之,仍以发挥他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形上学为中心。他坚持理想唯心论,从未改易。他虽得到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领导人的保护,没有遭逢大批判的厄运,但总的说来,内心深处仍然是孤独的、寂寞的、苦闷的。他有“后顾亦茫茫,嗟尔独自伤”的无奈的感喟,深怀道废学绝的悲情。熊十力在1963年写作的《存斋随笔》中慨叹:“余年七十,始来海上,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逾十祀,绝无问字之青年,亦鲜有客至。衰年之苦,莫大于孤。”熊十力1962年5月29日致唐致中并请他转唐君毅、牟宗三的信中说:“平生少从游之士,老而又孤。海隅嚣市,暮境冲寞。长年面壁,无与言者。海上九年中,独有一刘生(按指刘静窗)时来问佛法,其年才五十,今春忽死去。吾乃真苦矣。当从赤松子游耳。”

  王元化1962年秋持熊先生老友、哲学家韦卓民的介绍信拜访熊先生前,韦卓民告诉王,说上次韦到沪上看熊时,一见面熊就号啕大哭,使韦深觉不安。韦卓民又嘱王说:“近年来,十力先生谢客来访。他脾气古怪,不知见不见你。”王元化当时是被整肃、批斗的对象。王回忆说:“当时我几乎与人断绝往来,我的处境使我变得孤独。我觉得他具有理解别人的力量,他的眼光似乎默默地含有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这使我一见到他就从自己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亲和力。这种感觉似乎来得突兀,但我相信它。在我们往来的近三年内,我从未讲过自己的遭遇,他也从未询问过。直到他去世十多年后,我才从他的哲嗣世菩夫妇那里得悉,十力先生对我的坎坷经历和当时的处境十分清楚,并且曾为之唏嘘……他在人心目中成为一个放达不拘的古怪人物。但他也有亲切柔和、平易近人的—面。”

  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熊十力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50年代上海市政府安排给他居住的准海中路2068号小楼,被复旦小学、建新中学的红卫兵轮番抄查,他被日夜批斗,勒令交待历史问题,并在街头示众受辱。大字报贴到门口,家中书籍手稿被撕毁、拿走或查封;继被勒令搬出淮寓,挤居到儿子所住青云路家中。北京101中学红卫兵追寻到青云路,审问熊十力,问他知不知道刘少奇当年在庐山白鹿书院时有什么反动活动等。熊十力一律回答“不知”二字,因被视为态度顽固又受批斗。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熊十力身心俱受摧残,心境悲凉,但求速去。文革刚开始不久,熊十力被这突如其来的运动弄得莫名其妙,还不断给董必武、陈毅等写信,对文革提出批评。后来,他不断地在纸条上,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写着对文革的批判。1967年以后,批斗基本结束,熊十力常常一个人独自到街上或公园去,跌跌撞撞地走着,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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