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公告: 致力传播美好的艺术。

曲柄睿:传记形成与“处士”形象建构

艺术新闻 艺微客 30浏览 0评论

  《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是研究东汉“处士”活动的基本史料。

  日本学者增渊龙夫和川胜义雄立足于政治史的角度,探讨“处士”在东汉末的表现。增渊龙夫将此传中出现的徐稺、姜肱看作“具有逸民风范的人士”。川胜义雄则以为这些人和范晔《逸民列传》中“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人物不同,他说:“他们虽然关心政治,对政治有着自己的见识,但仍然断绝了出仕于当今的念头,也就是立志作一个处士。”因而可以将此传称为“处士传”。1

  澳大利亚学者文青云、台湾学者王仁祥等,立足于社会思想史的角度,探讨隐逸思想和逸民群体的形成与流变。文青云认为范晔《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中诸人,是“能够审时度势、在仕与隐之间做出完美抉择的人们”。1王仁祥将东汉的隐逸者分为“先隐后仕”、“先仕后隐”和“终身不仕”三类。在最后一类中,王仁祥注意到《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中记载的人物已经不是常识中的山林隐逸,他们与《逸民列传》中的逸民因是否“识去就之概”而分成两类。这一观点已经试图从合传原则来探索传主之间的差异,惜其仍在“隐逸”的框架下进行探讨,无非是着意对隐逸者进行区分。2

  这些研究往往较少辨析“处士”、“节士”以及“隐逸”诸多概念的差异,不能达到清晰地揭示汉末的政治图景的效果。3

  既然范晔《后汉书》中专设《逸民列传》,又另设《周黄徐姜申屠列传》,两传即便存在联系,其中人物亦不应混为一谈。换言之,不能不考察本传中人物形象的形成过程,想当然地将其视作隐逸之流,更不能简单地将“处士传”等同于《逸民列传》。

  由于范晔整合诸家《后汉书》而成己著,其书的史料来源班班可考,学界亦对《后汉书》的传记形成做了尝试性的工作。4那么,从《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的文本出发,思考范晔对先前诸家《后汉书》相关史料的利用与整合,分析此传中人物构成及历史形象,进而思考本传形成的原因和内在理路,是更为基础且可取的作法。

  一、两汉“节士”与“处士”的联系与区别

  《周黄徐姜申屠列传·序》中首先记载了太原闵仲叔和荀恁二人事迹。前者“世称节士”,后者“亦修清节”。5所谓“节士”,在两汉之际有着特定的含义,指的便是不与王莽政权合作的士人。

  《汉书》和《后汉书》对“节士”多有记载。《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即可视作《汉书》中的“节士”合传。实际上,《东观汉记》中已经包含了“节士”的情况。如周泽,“少修高节,耿介特立”;逢萌,“少有大节,志意抗厉”,王莽居摄时“即解冠挂东门而去”。6范晔《后汉书》对不仕莽朝的士人的考语,往往不脱“节”字。如宣秉“少修高节”;胡刚“清高有志节”;王霸“少有清节”;楼望“操节清白”,蔡坚伯、蔡游君“并修清节”,等等。1

  《史通·古今正史》载汉安帝时诏刘珍、李充诸人“杂作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建武,讫乎永初”。2所谓“儒林”、“外戚”,都是《史记》、《汉书》中固有的标目;“名臣”,更是两书收录人臣的基本原则;“节士”上升至与诸目并列,成为选择人物的一个标准,不得不说是对两汉之际“节士”风潮的反馈。

  “处士”最初用以指代不为政府所利用的士人。3如《史记·魏公子列传》有“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4《史记》中战国秦汉“处士”本无学术派别和政治倾向的限定。如吕尚,“处士,隐海滨”;5王生,“善为黄老言,处士也”。6《滑稽列传》东方朔称:“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塊然独处,上观许由,下察接舆,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7吕尚、王生、许由、接舆、范蠡、毛公、薛公这些政治背景不同,学术主张各异的人物可并观,反映出战国至西汉中期,“处士”基本维持其本来含义。

  西汉后期,有观点认为“处士”应为天子之辅弼。《汉书·李寻传》有“少微处士,为比为辅”。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主处士儒学之官,为太微辅佐也。”8以天象应人事,实则反映了西汉儒学大盛,非儒生難以入仕的现实。在汉代人的观念里,“处士”多是儒生,这与战国的情况不同,也不难理解。

  “处士”于两汉之际仅见于《后汉书·公孙述传》:“嚣不及此时推危乘胜,以争天命,而退欲为西伯之事,尊师章句,宾友处士,偃武息戈,卑辞事汉,喟然自以文王复出也。”9“处士”之意并无太大变化。直至东汉末,有所谓“文学将兴,处士复用”。“文学”一词,应即“儒学”。如《史记·儒林列传》:“兒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10孔融与曹操书论辩禁酒称:“鲁因儒而损,今令不弃文学。”11“儒”与“文学”对举,足见“文学”之意至东汉末未改。12在当时人看来,东汉末所谓“处士”,亦未脱离儒生本色。

  在东汉的时俗观念和政治实践中,王朝以征用“处士”作为政治修明的良方。《后汉书·徐稺传》载陈蕃、胡广等人上疏推荐徐稺等处士,称:“天挺俊乂,为陛下出,当辅弼明时,左右大业者也。伏见处士豫章徐稺、彭城姜肱、汝南袁闳、京兆韦著、颍川李昙,德行纯备,著于人听。若使擢登三事,协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13而处士未必符合王朝的行政要求。同书《黄琼传》称“先是征聘处士多不称望”,后有“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14以上材料说明“处士”对于政权未必完全保持出离的态度,不过是对政权保有批判态度的一批士人。与其将他们看做隐逸,不如将他们视作与政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在野者。15

  “节士”与“处士”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有一定程度上隐居避世的行为。两者的差异在于,“节士”还有选择政权并为之服务的愿望,而“处士”多以独立于政权之外的身份避世。正如川胜义雄认为的那样,“处士”虽然关心政治,对政治有着自己的见识,但仍然断绝了出仕于当今的念头。1不过虽然如此,直观上看二者的相同之处依然大于区别。也就是说,今日范晔《后汉书》中呈现出比较明确的“节士”与“处士”的区分,与范晔对“处士”形象的构建密不可分。

  史家以肯定的笔法记录“节士”和“处士”的言行。但由于时代变化,同样不仕行为表达出不同的政治诉求和目的,形成了“节士”和“处士”不同的历史形象。从“节士”到“处士”的演化过程,便是范晔《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的编纂主题。

  二、诸家《后汉书》中诸处士相关史料比对

  《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处士传”的特色,因为合传诸人基本都有隐处的经历。诸人是否在此前的诸家《后汉书》中即被合传,需一一梳理。下面用表格说明范晔《后汉书》中周燮、徐稺、姜肱、申屠蟠诸传与现存其他诸家《后汉书》的情况。见后表一至表五。

  综合表中材料可发现范晔《后汉书》所列诸人的史料最初来源为《东观汉记》,华峤、司马彪、谢承和袁宏诸人著作均本此书。不过华峤书和司马彪书保存诸人材料不多,以谢承书对诸人记录最为详细。

  首先看《东观汉记》的情况。今日所存《东观汉记》,于《周黄徐姜申屠列传》中诸人仅存申屠蟠。但从皇帝下诏优礼褒美周燮、姜肱事可以推知,本传中一些处士还会在政府文书中留下痕迹。比如申屠蟠为缑氏女玉申诉之事,备载于《东观汉记》,谢承、司马彪若利用这条材料,也不足为奇。2今日所见《东观汉记》辑本不见周燮,反而有范晔《后汉书》中附于周燮的冯良的记载,其内容与范晔《后汉书》也基本一致,则《东观汉记》中亦应存有周燮的记载,只不过今日已难得见。

  再看华峤、司马彪、谢承三家《后汉书》的情况。范晔《后汉书·周燮传》与华峤《后汉书》所载事迹文字基本一致。《北堂书钞》和《初学记》中保留的司马彪《续汉书》载陈蕃、胡广上疏可互相补充,经与范书《徐稺传》比对,可知范书所载上疏文本大致接近原貌。又此书中桓帝询问陈蕃的记载则和谢承《后汉书》一致。这说明,谢承书和司马彪书对陈蕃上疏及桓帝询问陈蕃两事记载应该相同。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姜肱传》。谢承书和司马彪书对姜肱的事迹记载亦基本一致。对于申屠蟠,范书所载与司马彪书同。今存谢承书中载申屠蟠事仅可为范书补充,不过也不能凭此说谢承书中没有与范书重合的部分。

  最后看袁宏《后汉纪》的情况,此书本诸《东观汉记》,亦将周燮、冯良事迹合并连称,不过是冯良在前,周燮在后。又将徐稺诸处士的事迹,系于延熹四年(161年),陈蕃、胡广上疏举荐诸人之后。对于徐稺,是书载陈蕃为其下榻事,而后叙述其凭吊黄琼事。3对于姜肱,载其与弟争死事;对于李昙,亦载其孝顺继母事。4《后汉纪》所载诸“处士”,行事亦与谢承书、司马彪书相似。

  《东观汉记》作为谢承书、司马彪书和《后汉纪》关于处士事迹的共同史源,应该没有疑问。同样的史料在谢承书、司马彪书及《后汉纪》中虽反复转抄,除了部分字词上的修改,整体差异不大。不过今日不见《东观汉记》的情况,诸处士情况的最早史源大体可以追溯至谢承书。

  从合传的角度考察,目前可见对范晔《后汉书》合传影响最大的著作是袁宏的《后汉纪》。《后汉纪》将人物合叙最为明显的例证有两处,其一是将冯良、周燮连称;其二是先陈蕃、胡广上疏,后罗列处士事迹。这两处例证为范晔《后汉书》所保留。

  反观《东观汉记》,可能尚未将诸处士合传。就《史通》论及,《东观汉记》汇传标目仅见节士、名臣、外戚、儒林云云,其余诸人似随着《东观汉记》的不断编纂而不断修设。1不过是在某一 阶段,有着阶段性的合传工作。比如永宁中,邓太后召刘毅、刘騊駼入东观,与谒者仆射刘珍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2而这一“名臣列士传”究竟是数个合传,还是数个专传,仍值得推敲。可能直至东汉末,《东观汉记》仍未完成对东汉全部人物列传的整合。

  而且今日已经不能见到谢承书、司马彪书合传的实例,《后汉纪》的人物合叙模式是否始于谢承、司马彪仍难确证,今姑且判断为袁宏首创。

  在继承《后汉纪》的人物合叙工作基础上,范晔对于《后汉纪》的撰述模式,也有所修正。范晔将袁闳、韦著附于袁安、韦彪传之后,形成了家传的形式。范书《韦彪传附韦著传》载韦著生平:“就家拜着东海相。诏书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政任威刑,为受罚者所奏,坐论输左校。”3“解巾之郡”,已大违“处士”隐身自全之风;而“政任威刑”,更有大刀阔斧行政之意。在范晔的剪裁中,“五处士”之一的韦著不入“处士传”。虽有将其归入家传之意义,却也不得不承认韦著有违“处士”原则,归入“处士传”并不合适。

  看來,范晔对处士身份的认定更为严格。他虽然继承了前人将诸处士合传的成果,但又有所改造。更为关键的是,无论现存《东观汉记》,还是谢承、华峤、司马彪及袁宏诸家《后汉书》,合叙处士的人数都无法和范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相比。而且《周黄徐姜申屠列传》中人物的编排顺序和具体形象也有明显的改动痕迹。其实,经过如此调整、重组、转写的《周黄徐姜申屠列传》,揭示了从“节士”到“处士”转化的历史脉络,表达出范晔的史学意图。

  三、《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的形成与“处士”形象的构建

  据《周黄徐姜申屠列传序》,太原闵仲叔和荀恁二人均不应王莽辟举,实为两汉之际的“节士”。闵仲叔自称“始蒙嘉命,且喜且惧”,非但表明对东汉政权的归顺和信任,也透露出自身对于参与政权的欣喜之情。这一点,与本传后文提到的“处士”不同。4

  此《序》和《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赞》均引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由于“节士”和“处士”都以隐处为基本表现,两传均以《易》为论述的出发点,可以理解。不过两传的差异在于:《王贡两龚鲍传》强调“春秋列国卿大夫及至汉兴将相名臣,怀禄耽宠以失其世者多矣”,5仍以出仕为士人的合理选择,批评的是“失其世”的士人。而《周黄徐姜申屠列传》则以为处士举止有常,所谓“故其行也,则濡足蒙垢,出身以暛时;及其止也,则穷栖茹菽,臧宝以迷国”,1其论述已经倾向于不出仕。这种差异,当然是由“节士”和“处士”本身的政治倾向造成的。此《序》中最后一人魏桓事迹为:

  桓帝时,安阳人魏桓,字仲英,亦数被征。其乡人劝之行。桓曰:“夫干禄求进,所以行其志也。今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左右悉权豪,其可去乎?”皆对曰:“不可。”桓乃慨然叹曰:“使桓生行死归,于诸子何有哉!”遂隐身不出。2

  魏桓坚不应征,已然表现出与闵仲叔、荀恁不同的政治倾向。值得注意的是,魏桓是东汉桓帝时人,与东汉初光武帝、明帝时的闵仲叔、荀恁已相去甚远,魏桓的所作所为,实属东汉中后期政治风气影响下的产物。以魏桓为界,本传而后所序均为“处士”。

  传中第一位“处士”是安帝时周燮,他不仕的理由是:“吾既不能隐处巢穴,追绮季之迹,而犹显然不远父母之国,斯固以滑泥扬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时而动。动而不时,焉得亨乎!”3所谓“夫修道者,度其时而动”,暗指安帝治下的东汉朝廷乱端已萌,并非容身之所。这种论断已经多少包含了对东汉政治批评的意味。

  范晔笔下的周燮不乐交际,“不修贺问之好”,于是“乡党宗族希得见”。这种记载与谢承《后汉书》中周燮“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宾,乡曲不善者皆从其教”不同了。准此,范晔有意突出周燮以隐处为高尚,希望追求道德完满的历史形象。相反,周燮不愿加入,或者说排斥的东汉朝廷,自然是另一番景象。

  范晔《后汉书》中周燮以后的黄宪,便是道德臻于至善,将人格推向极致的典型代表。本传中基本没有记录黄宪自己的言行,完全凭借时人的评价来构建黄宪的形象。范晔交代如此撰述黄宪事迹的理由:

  黄宪言论风旨,无所传闻,然士君子见之者,靡不服深远,去玼吝。将以道周性全,无德而称乎?余曾祖穆侯以为宪隤然其处顺,渊乎其似道,浅深莫臻其分,清浊未议其方。若及门于孔氏,其殆庶乎!故尝著论云。4

  范晔也承认,黄宪的言论风旨,已经没有记载流传下来了。5但是如果这个人没有德行的话,为何会有那么多士君子追随他呢?与黄宪同时的名士领袖郭林宗亦服膺于黄宪的器量,称赞他“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6范汪对黄宪的评论亦不出此论。于是“道周性全”便是范晔对黄宪人格给出的考语。

  《后汉纪》将黄宪附于郭林宗后,系于灵帝时期。据冈村繁考证,郭林宗正是由于对袁阆、黄宪的准确评价得以“名闻天下”,而郭林宗结识李膺为世人所称是在汉桓帝和平元年(150年)。7那么范晔将黄宪得此赞誉的时间系于汉桓帝时应大体不差。范晔《后汉书》将黄宪放在周燮之后,列于“五处士”以前,由此形成的列传文本结构亦有深意。

  黄宪生活的桓灵之际,是宦官与外戚斗争最为激烈,朝廷与士人争论最为尖锐的时代。国家政治混乱,民生凋敝。黄宪依违其间,“友人劝其仕,宪亦不拒之”,曾举孝廉、辟公府,皆暂到京师而还,终无所就。前文已经指出,在东汉的时俗观念和政治实践中,王朝屡屡以征用“处士”为修明政治的良方。一处士被征,天下仰望,朝野均期待积弊由此而革,政局为之清整。名声越大,朝野对处士的政治期许也越大。陈蕃为三公,自称黄宪若在,不得先佩印绶。以黄宪如此器识反而不仕当朝,传达出的政治信号无非有两个,一种是朝廷不能用贤能,一种是朝廷不值得贤能为之服务,后者的意味或许更强一些。无论如何,黄宪不仕对士林有着相当的影响意义。而范晔将黄宪置于列传中此处,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对东汉政权的批判意图。

  于是黄宪以下,徐稺、李昙、姜肱、申屠蟠之流,均选择不仕本朝。徐稺称“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1姜肱称“明明在上,犹当固其本志,况今政在阉竖,夫何为哉”;2申屠蟠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主,至为拥篲先驱,卒有阬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3这些直指时弊的言论,表达处士们已经彻底丧失了对东汉政权的信心。至此,处士批评政治的性格已经完全突显,《周黄徐姜申屠列传》也完成了对由“节士”向“处士”转型的历史轨迹的记录。

  四、结论:传记形成与“处士”形象建构

  从《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的结构安排来看,范晔有意突出“节士”和“处士”的区别。魏桓发问,并不是针对如王莽篡汉、江山易主这样的政权为谁所有的问题,而是针对政权如何健康运行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东汉政权统治已经稳固的历史环境下,士人对政治问题的关注点,由效忠于哪一个政权,转化至如何建设新政权,以及如何顺利正确地行政上来。由此,同样是隐居,“节士”和“处士”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象。

  以歷史撰述的后知后觉来说,“节士”不应王莽政权辟举,还可以等待东汉政权的到来;而“处士”不应东汉政权辟举,却没有新的政权可以期许,就此反而形成了一种以隐逸为外表,以政权批评者为内核的历史形象。

  对比范晔对此传中诸人的历史书写,可以看出东汉“处士”形象在史书中的形成过程。

  以闵仲叔、荀恁为始,东汉初光武、明帝时“节士”中有人出于对新政权的失望,转而不仕,转化成早期的“处士”。至东汉安帝时,有周燮、冯良,两人不仕并没有过于具体的政治追求,不过是自发的避世。周燮居乡里教授有门生,冯良被乡党以为仪表,两人也非逸民之属。他们作为安帝时期处士的代表,起到上承闵、荀,下开黄、徐的过渡作用。至桓灵时,政治腐朽,“处士”内部发生分化。一些“处士”不再像周燮那样为追求道德的完满自发避世,转而以抨击时政为务,通过不仕保护自己。此时,“出”或“处”,已不再是单纯的道德选择,更具有政治选择的意思。

  范书《逸民列传序》大体上可以反映“节士”向“处士”转化的历史过程:

  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杨雄曰:“鸿飞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违患之远也。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严光、周党、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怀仁,斯固所谓“举逸民天下归心”者乎!肃宗亦礼郑均而征高凤,以成其节。自后帝德稍衰,邪嬖当朝,处子耿介,羞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多失其中行焉。盖录其绝尘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1

  吉川忠夫敏锐地注意到了“自后帝德稍衰,邪嬖当朝,处子耿介,羞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多失其中行焉”,与《党锢列传序》中所谓“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有所关联。2《逸民列传》中的“处子”就是《党锢列传》中的“处士”。范晔在《逸民列传》中伤怀的是“处士”“失其中行”的批判言行,关怀的是那些绝尘不反者。《逸民列传序》除去最后一句点出逸民的出现外,前论正是范晔观察到并书写的东汉从“节士”向“处士”转化的过程。

  以上,《周黄徐姜申屠列传》正是通过将周燮、黄宪、徐稺、姜肱及申屠蟠等人合传,以之作为“处士”的代表;并前叙以闵仲叔、荀恁、魏桓诸人作为“节士”的代表,归纳从“节士”向“处士”过渡,“处士”形成独立批评性格的历史过程。藉由传记的文本整合与历史编纂,范晔将东汉政权逐渐失去其支持者的经过交代清楚,并表达出对东汉政治的批判。此传也成为了东汉王朝从兴盛转向中衰的一个侧影。

本文素材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

艺术百科全书

转载请注明:艺微客 » 曲柄睿:传记形成与“处士”形象建构

游客
发表我的评论 换个身份
取消评论

Hi,您需要填写昵称和邮箱!

  • 昵称 (必填)
  • 邮箱 (必填)
  • 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