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物领域，人们无不赞叹王世襄（1914－2009）先生在古代漆器、明清家具、书画鉴定、善本文献等方面广博的知识与详实的考定，也乐于讨论他终其一生耽于艺术的不泯童心。这除了父母亲眷的陶养，成长中诸多的际遇，也为他从事古物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这些曾经与他的故宫生涯密不可分的“贵人”，他们投身文物事业的重要瞬间，就值得我们逐一深入了解。

朱启钤（1872－1964）

官至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国务总理

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逊位，北洋政府开放紫禁城部分宫室，供社会公众参观，具体事宜，由时任北洋政府内务部总长的朱启钤总负责。这一次的开放，同时将承德避暑山庄、沈阳故宫的皇室珍品集中于北京故宫外庭，古物陈列所由是挂牌成立，使得昔日的皇室禁地变为服务于民的大型的艺术博物馆。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正阳门改造前的瓮城

有生之年经历清朝、北洋、民国、新中国多个历史时期的朱启钤，不仅缔造了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古物陈列所，还是深得袁世凯信任的“京城第一规划师”，他曾获赠一把写有“内务朱总长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朱总长爰于一千九百一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的特质银镐，敲落了前门与正阳门间阻碍交通的旧城城砖，开始了北京第一次旧城改造的序幕。但在古迹保护方面，他则自筹资金对南起前门，北至钟楼的北京中轴线主要建筑进行精密测绘，保留了包括紫禁城在内的北京古建筑珍贵的实测资料。1930年，由朱启钤发起设立的中国营造学社，吸收了留学归来的青年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杨廷宝、赵琛等人，以及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等众多海内外学者，致力于对古建筑文献及建筑遗迹进行科学的测量与研究。在1932－1937年抗战前，中国营造学社的学者们勾勒出自辽代至清代中国古建筑的发展轨迹，搭建出古代建筑史的基本研究框架。

《髹饰录解说》自印本

王世襄曾经花费诸多心力解说的《髹饰录》，就是朱启钤抄录自流入日本的传世孤本。朱启钤曾叮嘱王世襄，这本仅存于扶桑的漆工著作，是对古代漆器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工具书，其对漆器的原料、器形、制作工具，以及技艺手法和操作禁忌等解说一应俱全。如果能将其中错漏矛盾、晦涩难懂的文字逐一考订补充，梳理润色，将对古代漆器的发掘、保护、研究与欣赏具有重要的意义。王世襄谨记朱先生的嘱托，点句注疏，并利用在故宫的工作便利比照出土于传世实物，极力寻访制漆工匠，以口传心授的“诀窍”呼应文献中的“秘笈”，开启了古代漆器制造技艺的法门。可以说，朱启钤先生的识见和努力，不仅建构了我国文物保护与城市规划等众多学科的一般框架，也引领着年轻的王世襄步入文物研究的堂奥。

金城（1877-1926）

王世襄舅父，中国画学研究会创办人之一，民国初年京津画坛盟主

金城1910年出洋时的留影

1902年，出生于南浔丝绸商人家庭的金城，与弟弟妹妹共同赴英求学，在那个年代，留学英国的学生少之又少，不仅因为路远价昂，对于以国学和英文为基础的年轻国人，科学常识的缺乏更完成学业的一大障碍。而国家又有实业与制度建设革新之需，金氏兄妹，仰赖家庭的支持与个人的天资，得以就读法政、经济、机械、化学等学科。金城的此次赴英的经历，历时不及2年，与其认定其获取专门的法政（一说经济）学位，学界更倾向于以游学的性质来看待。但无论如何，在平日参与专业课程之余，本就热爱丹青的金城，在留学期间并没有放弃绘画，并且还在修读结束后，壮游欧陆、渡洋赴美。饱览西方的山川名胜及人文古迹。艺术馆博物馆，尤其是金城流连之地。他不仅豪饮西洋绘画的经典佳作，亦感念东方艺术的隽永。1906年金城在结束上海短暂的任职后调至京师，遂以才情融入京城词坛画界。1910年，他以大理院推事的身份考察各国监狱政策以及刑法制度，勤恳为晚清的立宪新政提供法律方面的施政参考。工作之余，金城每经一国，则寻访艺术机构，一解心中之块垒。

金城山水画

时事突变，归国未及详述西洋司法经验的一介政法新秀目睹了朝廷的速朽。北洋政府期间，金城在内务部佥事任上倡导将集中于故宫外庭的艺术品，仿照西方博物馆的模式，建立古物陈列所，这与他嗜古尚艺的兴趣以及纵历欧美的视野密不可分。幸而得到了上司朱启钤的采纳，金城进而首度策划了皇家艺术品的调集、运送，以及公开展示：监修工程、厘定藏品门类，延请华洋学者，撰写中英陈列说明，为防部分绘画为风日所蚀，又临摹副本，交替展示保存……事无巨细、思虑周远。当深藏宫禁的艺术瑰宝于1914年十月的武英殿展陈于世人的时候，金城本人也在坐卧临摹中享受着这一历史机遇带给他个人创作的丰厚给养。

马衡（1881－1955）

金石学者、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1924起参与清宫古物清点整理工作，1933-1952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马衡先生像

作为父辈的学者，马衡曾邀请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协助参与故宫文化交流的翻译讲解工作。北平沦陷后，王世襄任职的燕京大学停课休学，父亲遂引荐王世襄奔赴重庆，协助马衡整理南迁文物，自此开启了王世襄的故宫生涯。在马衡任上，漫长晦暗的战事时时牵动他守护国宝的神经。1933年北平文物的南迁计划，马衡是雷厉风行的执行者，但对1948年末民国政府文物迁台的指令，他却镇定地部署员工，“慢一点，稳妥一些……”。

马衡书法

1948年12月13日解放军开始围城，全国几近解放，傅作义部悉数撤入城中，以中南海为司令部，实行“倚城野战”。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关闭午门、神武门及东、西华门，避免军队进驻紫禁城，并力谏“剿总”禁止于故宫存储军械，倘落一炮，则全城尽毁。对于亲友催促其随专机南行的建议，马衡颇为不屑，执行国民政府文物南迁的指令亦敷衍推脱。在写给时任民国教育部部长杭立武的信中，马衡坦言经济上的困难：年关将近，物价飞升，年度经费尚无着落，仅靠前日采购的二万斤杂粮，发予员工警戒百余人。运台书画部分淋雨，若不及时晾晒，则即将损毁。在冬夜的炮火声中，马衡仍继续着《急就篇》的校对工作。愿尽典守之则，与宫苑文物一道，迎接时代的新生。

马衡院长1949年1月22日的日记，记录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诸多细节：

下午访悲鸿，知康同璧代表等访中共谈和，虽受盛大招待，而谈及傅作义，则认为不可赦之。战犯无对等谈和之资格，并言杜聿明已以战犯罪枪决，傅如不放下武器，将为杜聿明第二。康等不敢告傅，拟托悲鸿转达。悲鸿婉谢之。

……

一小时傅始出席，报告和平为人民所要求，军人为人民服务，自应徇人民之请，放下武器，已与中共商谈。自今日上午十时起令各部队开始陆续撤退，并诵读条件。

……

玆录次日报载协议条文如下：

1. 自本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起双方休战。

2. 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

3. 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置、原番号自二十二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约一月后开始实行整编。

4. 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护仓库部队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

……

7. 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定兑换办法。

……

9. 保护在平领事馆外交官员及外侨人员财产之安全。

10. 邮政电信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

11. 各种新闻报纸可继续出刊，俟后重新登记审查。

12. 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13. 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朱家溍（1914-2003）

王世襄在故宫的同事、好友

朱家溍先生毕业照

朱家溍夫妇及儿子

1969年10月，故宫博物院大部分职工都在“文革”的运动中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与王世襄同年的朱家溍也不例外。朱家溍与王世襄均为世家子弟，晚清的萧山朱氏曾出五代翰林，到父亲朱文钧这一辈，不仅科举中式，又读取了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的学位，负责财政预算编定，效力朝廷。与传统文官一样，朱家世代搜访古籍善本，家藏品类丰富，不乏精品。朱文钧早年就以丰富的善本、碑帖以及书画收藏而成为故宫博物院的专门委员，负责1934年于伦敦举办的中国古代艺术展览故宫藏画的筹备与遴选，展览归来，数十箱文物随即迁往贵州。自1933年以来，国民政府就担心北平不抵日军侵扰，暗自筹划故宫文物的南迁保护工作，随着战事吃紧，国民政府内迁，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分别保存在贵州安顺、四川峨眉和乐山三地，由迁至重庆南安海棠溪的故宫博物院院部总领。

王世襄1972年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朱家溍先生与王世襄在倦勤斋室内装修论证会

朱家溍与王世襄都是在重庆协助整理南迁文物而开启各自的故宫生涯，回到北平后，二人同在故宫古物馆，私交甚笃。在“五七”干校的劳动中，戏迷朱家溍总是自称有武生身手，挑卸搬扛不在话下，还在组织生活会上中气十足地上前自报家门：“本人封建余孽朱家溍！”成为干校“改造人员”记忆中的趣谈。业余休息时间，他还以行李箱的口吻写童话，排解心中的烦闷，将手中的行李随父亲周游欧洲、伴自己“转战南北”的见闻，以充满童真的语言记录，《一只皮箱的自述》成了“五七”干校时期朱家溍别样的人生独白。

1972年除夕，朱家溍收到了来自王世襄的新春来信，隐含着询问何时返京的关切，他以诗作答，全无消沉：

京都事物想清嘉，洽洽年光入旧家。

日炙未消墙角雪，盆梅犹放隔年花。

氍毹（音：渠书，指舞台）被地熏炉暖，画烛当筵稚子哗。

三载辛勤学老圃，今年依旧系匏瓜。

归期无着，将自己比做依然悬挂的匏瓜（葫芦），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幽默，也只有在枯燥疲乏的劳动中依旧保持对生活的温度与精神敏锐的豁达之人，才能率性自嘲，并对世界还以乐观昂扬的趣味。“改造”期间，朱家溍还参与了湖北省诸多文化古迹的考察鉴定工作，在他看来，这同当年“三反”关禁闭时，难得有空学习俄语一样，是在京城无法想象的实地接触真迹、自我提升的机会。

这些故宫的“老资格”有些是王世襄的叔父姑舅，有些是王世襄的同侪好友，他们也各自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故宫，为文物事业的正常运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王世襄“宫中”的贵人名单很长，还有弹得《高山流水》的画师管平湖（1897-1967）、因购《游春图》而债台高筑的张伯驹（1898-1982）、陶瓷专家郭葆昌（1867-1942）、书画教育家启功（1912-2005）……他们勠力同心，在20世纪初的京城守护着昔日孱弱古国的悠悠文脉，也给予了王世襄，以及更多后学一个昂扬乐观，温厚含蓄的独特气质。

参考资料：

段勇：《古物陈列所的兴衰及其历史地位述评》，《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05期。

刘敏：《意料之外与情理之中：朱启钤与中国营造学社》，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公众号，2016-06-22, 2018-07-29。

萧玮文：《金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艺术史博士论文，2001年。

马衡：《马衡日记：1949年前后的故宫》，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3月。

周君：《故宫活字典——朱家溍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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