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漏，在古玩行本来是指低价买了高价值的物件，花高价买物件那是“被捡漏”。手头上这部《流源邓氏五修族谱》是花高价捡来的漏，是为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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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源邓氏五修族谱》是民国二十六年桂柏堂木活字本，不分卷十二册。“流源”在何地?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流源乡，下面还有一个源流村。

　　湖南郴州地区的家谱，却生得跟江西省遂川县一带的家谱一个模样。再加上那位谱友，以前只在江西活动，也只提供江西地区的家谱给我，使我想当然的认为，这就是江西地区的家谱。而江西地区的家谱，相同的年份，相同的开本，市场价却要比湖南地区的家谱贵了三分之一。并不是湖南地区的家谱不好，所以价格偏低，而是湖南地区家谱存世量大，再加上市场开发得早，所以市场价格才一直保持了平稳，涨幅不大，如此而已。正因为先入为主，以为这部《流源邓氏》就是江西地区的家谱，所以也没仔细翻看，便以江西家谱而论价成交了。当后来发现这只是一部湖南地区的家谱时，已找不到说理的地方。

　　认错谱籍，除了上面这个原因，还有纸张。大概因为两地相距不远，用纸也是相不多的。我叫不上这种纸的名称，反正就是那种黄里偏黑的土纸。这种纸张薄，韧性又好，蠹虫也不喜食，要是颜色能再偏白一些，那便是好纸了。最最关键的，是遂川地区的家谱开本小，而郴州地区的家谱一般都很大，而这部《流源邓氏》恰恰是部小开本，小到跟遂川地区家谱那样大小。郴州桂东地区虽然也有小开本家谱，以前却还真没发现过有这么小的。经验主义害死人。

　　还有奇特的地方。这部《流源邓氏》是五针眼装。黄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学》中说：“线装是有一定规格的，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但多数藏书家不喜欢这种六针眼装，一般还多用四针眼装。至于五针眼和三针眼以下、六针眼以上，则绝对没有，不能乱来。”他的弟子、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辛德勇教授在《书林剩话·针眼》亦说：“朝鲜有五针眼装，也是学我们没学好走了样。五个针眼使古籍失去匀称感，并不好看。”又作补记说：“近日在故宫博物院编《两朝御览图书》上见到宫内藏清内府朱格写本《大清穆宗毅皇帝本纪》是订成五针眼装，这恐怕是太监不懂规矩乱来，不能视作常例。”

　　偏偏《流源邓氏》就五针眼装了，而且装得很有规矩，似乎一点也没失去匀称感。

　　《流源邓氏》有篇“汉明死难事略”，不著撰人，是这么说的：“今其第八世孙汉明，迺因意外仓卒之变，死于非命……于是迺有本年孟春，忽蒙家难事，县境当共产军窜过之后，余党流匪啸聚山泽，出没无常……是月下旬某夜有匪众三十余人突出扬华家，鸣枪威吓，闯卧室，赖华妻力抵之，不得入。汉明执手枪从门隙连射两发，匪稍却，华夫妇乃避匿左楼。汉明立中楼，当窗独力御之，举手枪三数发。而匪枪即随火光而射，汉明不能支，应声而仆，因殒命焉……汉明生于清宣统元年己酉七月初五日，死年二十有九……”

　　又有“裔孙家骐谨识”的“五修族谱感言序附后”，说：“家骐列身军界，远足家乡……种族互竞生存，世界战氛剧烈，华风不竞，四邻环伺，凭轼东藩，沦于倭寇。环顾天山南北，几全赤化之区，娄兰未减，胡以家为。”

　　“匪”、“赤化”等字眼随处可见，偏偏家族中却走出了一位共产党的高官，就是曾但任过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前几天刚刚逝世，享年一百岁。邓力群还是这部家谱的“编修”之一。而担任本谱两位“纂修”之一的，是他的哥哥邓飞黄。邓飞黄虽官居高位，但清正廉洁。1948年，桂东县长夏三杰去拜访他时，他说：“为官要想办点事，首戒贪污。我不做生意，不建私房，不讨小老婆，不投资股票，对得起下面老百姓。”1949年参加了湖南和平起义，解放后，被委聘为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后任中南区军政委委员会参事室参事。

　　家谱中“五修族谱捐款鸿名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倡修鸿钧、飞黄兄弟、泽英、仁山、青钱，以上五人各捐小洋四百元。”邓飞黄、邓力群的父亲邓藩城有七子一女，其中第五子邓焕年和第六子邓焕龙早殇，第七子邓焕修就是邓力群。这里提到的“飞黄兄弟”应是邓焕文(即邓飞黄)、邓焕彬、邓焕新、邓焕奎和邓焕修。关于邓焕修，家谱是这样记载的：“五子励群，原名声堦，北京大学肄业。民国四年乙卯十月二十一日亥时生。配赫氏，辽宁省人，高中毕业，民国七年戊午六月二十二日  时生。生子一，陕原。”

　　虽然花了江西家谱的高价钿，而得到的却是湖南地区家谱，然后却是邓飞黄、邓力群家族的家谱，算不算捡漏?自然是捡到了大漏。

　　据《中国家谱总目》载，广东中山图书馆亦藏此谱，著录为“1937年吕友堂刻本，十册”。这里有两个错误。首先，并非刻本，而是木活字本;其二，全本是十二册，而非十册，广东中山图书馆藏本应该是缺了其中的两册，至于缺了哪两册，《中国家谱总目》没有载明，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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