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艾思仁交谈，我竟忘了他是一个外国人。今夏，他与我畅谈两次，温文、谦逊，对中国古籍善本的修养令人折服。

　　“真像中国老先生写的字儿!”我看过笔记称赞道，“您会写毛笔字吧?”“我以前练过，”艾思仁说，“上个礼拜，我去琉璃厂买了纸笔，还有墨。如果能留在北京，我想拜师继续练字。中国书法是伟大的艺术，令人身心愉悦。”

　　艾思仁计划写一本关于中国版刻之美的书。中国自中唐发明雕版印书，印版是手工雕刻，在雕刻之前书写字样，用的就是毛笔。中国历代名手良匠写刻的书籍，风格迥异，流传至今，既是雕版印刷的珍贵艺术品，又不失为可资研读的文献资料。

　　古籍数字化回归

　　艾思仁说，中国是造纸与印刷的发明国。中国古籍不仅是中国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文化宝库的一部分。北美与欧洲各东亚图书馆所藏中国古籍数量虽比较少，却有不少善本。但是，这些收藏的编目往往有许多欠缺与不足，更没有人尝试用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网络编目。

　　在这种情况下，1991年“中国古籍善本书国际联合目录项目”由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建立，艾思仁担任总编，办公场所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初期，曾邀请5名中国古籍编目人员赴美，开展项目试验。除美国国会图书馆外，该数据库著录北美图书馆几乎全部中国古藉藏书以及中国图书馆部分藏书，数据有2万多条。

　　“干了20年了!”艾思仁感慨道，“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近两年，我们把首页书影进行数字化扫描，已有1.6万张书影与著录链接。在我退休以前，我要把项目搬到中国，以原数据库为基础建立一个新数据库，由中国国图管理维护。因为在美国的善本数据库要收费，不方便中国学者使用。”

　　2009年9月起，艾思仁作为访问学者在中国国图工作一年。2010年5月，新数据库“中华古籍善本国际联合书目系统”初步建成，在国图网站为读者提供免费服务。

　　古籍研究离不开版本目录学。艾思仁举明刻本《老子翼》为例，由于《老子翼》三卷和《庄子翼》八卷刊行于同一时期，它们通常被视为合刻本，归于子部道家类之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有3个明版本，即明万历十六年王元贞原刻本，明陈长卿刻本与明长庚馆刻本，没有著录《老子翼》和《庄子翼》的零种。

　　“中国古籍善本书国际联合目录项目”著录有四部《老子翼》：三部明万历十六年王元贞原刻本，一部明翻刻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的明陈长卿刻本，艾思仁定为万历十六年王元贞原刻本的明末重修本。

　　他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目人员可能没有看过王元贞初印本，而把陈长卿后印本跟另一部万历翻刻本比较过。而我们有幸编过天津图书馆藏王元贞白纸初印本的零种，又编过湖北省图书馆藏同版的合刻本，这两部书均未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经过细致研究，艾思仁初步得出结论，《老子翼》三卷本有以下不同明版本：万历十六年王元贞原刻本以及陈长卿后印本，万历翻刻本，人大北大藏翻刻本，上海图书馆藏长庚馆刻本。经比较，他又发现后两种版本实际为同一种版本。

　　艾思仁特别注意到，如果有两种以上相似版本，而不能确定哪一种是原刻，那么就使用同一种版本著录，如“明万历十六年王元贞刻本”，但是会在各个本子上加附注区分甲种版本、乙种版本等。

　　他说：“一个完善的古籍善本书目数据库，版本著录一定要准确，要尽可能全面了解每部书的不同版本，准确描述不同版本之间差异。我们发现之所以在版本鉴定上出现问题，很大程度是因为缺乏版本对比。所以，数据库能否提供卷端书影供使用者参照非常重要。”

　　观海楼与杨守敬

　　艾思仁爱好藏书，书斋取名“观海楼”，由清末著名学者杨守敬藏书楼“观海堂”得名而来。更为难得的是，书画大师张大千题写，笔力苍劲。

　　《春秋谷梁传》是艾思仁最早一部中文古籍藏书，即杨守敬、黎庶昌刻印的《古逸丛书》单行本，钤有杨氏印记“星吾校定监刻督印之记”。观海楼藏朝鲜铜活字印本《中说十卷》，是杨守敬旧藏，世间仅存两部;《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系辞精义二卷》是《古逸丛书》影刻的同一元刻本，亦仅有两部，均存于海外。

　　清末黎庶昌出使日本，大力访求日本所藏中国宋元旧籍，不惜重金影刻成二百卷《古逸丛书》，并印刷数百部“以赠当时显者，皆叹为精绝”(杨守敬《邻苏老人自订年谱》)。

　　艾思仁说：“日本明治时期，杨守敬赴日访书，买了许多中国古籍善本带回国。100年以后，我也到日本去，小规模买了一些。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中描述这些书籍，使我特别留意流失日本的中国珍本古籍以及日本人对汉学的研究。可以说，我从杨守敬身上延续了这一影响。”

　　艾思仁壬午年生人，属马。他笑说，“我是美籍瑞典人!19世纪中叶，我曾祖父从瑞典移民来美。父亲从事冶金工程，在芝加哥一家钢铁公司工作，母亲是家庭妇女。家中3兄弟，我是长子。”

　　23岁那年，艾思仁第一次回老家瑞典。“1965年秋天，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教授从澳大利亚回瑞典，创立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我正在瑞典探亲，刚开始学习汉语，有人向我介绍马教授，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决定留在瑞典，跟他研究汉学。”

　　学生时代起，艾思仁开始收藏中国古籍。1968年，他获得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学士后，赴日本京都大学学习中国印刷史，研究中国古籍版本目录学，认识许多日本学者与藏书家，与中国古籍善本结下不解之缘。

　　“读书有助于藏书，藏书又促进读书，对于研究汉学的人更是如此。许多国外图书馆没有中文古籍收藏，有中文藏书的图书馆，也不一定适合我个人研究领域。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非常之好，古籍善本不予外借。深夜里，如果我有一个火烧眉毛的问题，图书馆又关门了，怎么办呢?所幸，我总是可以去自己的书架上，找到我所需要的书。”

　　上世纪70年代后期，艾思仁与大学同学冯德保开设一家书店，取名寒山堂，专卖东亚新旧书籍，也包括古籍善本。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马悦然鼓励下，艾思仁重返学术界，一边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攻读汉学博士学位，一边在瑞典皇家图书馆工作。1990年，他完成博士论文《南宋杭州出版印刷》。

　　“1982年初，著名鉴定家徐伯郊与我一起去台湾拜访张大千，大千先生给我题藏书楼名。一年后，他去世了。我感激他。”艾思仁第一次见到张大千是在1967年，那年6月，张大千在美国加州卡米尔村莱克画廊举办画展。两年后，张大千举家从巴西移居美国。一次，艾思仁到卡米尔村看望他，带来一张花鸟画照片，张大千记起，那幅画是1947年他在成都开画展时，卖给一名瑞典留学生的，他叫马悦然。

　　古籍体现民族魂

　　2000年9月，艾思仁在互联网上发表《一封关于永乐大典的公开信》。他写道：100年前，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拳”起义为由入侵北京，清翰林院在战火中焚毁。这次事件产生最严重后果之一，是导致一部明代手抄本——著名《永乐大典》剩余部分的毁坏及失散。这种行为如同英法联军于公元1860年劫掠与焚毁圆明园一般，在所有中国人心里留下了深深烙印。

　　艾思仁在信中提议，散藏于世界30多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残卷，悉数归入中国国家图书馆。对此，90%的个人持赞成意见，各收藏机构则是一概否定。

　　他尖锐指出，依我所见，否定的反应，一方面说明人们并不理解这批遭到劫掠的《永乐大典》包涵的深刻象征意义;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居高临下的殖民观念，即“当地人”没有能力管理他们自己的文化遗产。这种反应，也正好应和一句英语成语“持有就是九成的法律”。

　　艾思仁说，古籍保存与体现的，不仅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学，而是这个民族的精神。翁氏藏书最令他兴奋。“1983年，我去美国纽约，第一次与翁万戈先生见面，他是清末学者、政治家翁同龢五世孙。更让我吃一惊的是，他告诉我，他就是翁氏藏书传承人，并愿意把这批藏书借给我提议的展览。他给我看了一份宋版书单，我简直不相信那是真的，因为其中很多书都是史上闻名，这些书居然尚存人间!”

　　1994年，艾思仁为翁氏藏书编撰了一份完整目录，约80余种。最为著名的是宋版《注东坡先生诗》，这部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苏轼同代人评注。中国国家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也各藏有一部，但都是残本。翁氏藏本相对来说，是比较完整的一部，书品极好，有翁同龢藏书印，欧体字优美精湛。这三部分合起来，这部书就差不多完整了。

　　宋本《重雕足本鉴诫录》是翁氏旧藏又一瑰宝。此书为巾箱本，小说家类故事，有明清12家名人题记与题跋。书中曹寅所写题跋尤为有趣：“己丑夏五，竹垞先生来真州，持以见赐，愧不能藏，复影录一本奉还。”似乎是缘分，曹寅手抄本《鉴诫录》也被翁氏收藏，此书原是王懿荣旧藏。当他听说翁同龢有抄本的宋底本，便将自藏手抄本呈送翁同龢。

　　翁氏珍藏另一部重要宋本《集韵》，比现存两部宋本《集韵》都更早，是所有通行本的祖本。翁同龢以此书命名自己的书斋，足见他对此书的钟爱。

　　1996年，北京文物出版社重印《集韵》，为了照相影印，不得已将此书拆开。“1999年，该书要去中国，翁先生问我，能否在美国找人重新装订。我告诉他，当年在日本时，我学过古籍修复与装订，师傅是个老北京。我自己有一些藏书，很乐意地学了。于是，翁先生请我装订《集韵》。我在翁先生家度过了一个愉快而难忘的周末。能够亲手装订这件国宝，对于我，真是莫大荣幸!”(何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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