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诗歌史、文化史上，选本有着重要的意义。清代诗论家沈德潜编选的《唐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诗歌选本就起到树立权威诗人、确定经典诗作的作用。通过这一系列诗歌选本，沈氏还总结并完善了中国传统主流诗学，推广了“格调说”。《唐诗别裁集》等能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与沈德潜对诗歌选本的定位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一、沈德潜对选本的定位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40岁后更字归愚，江南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43岁的沈德潜从唐诗着手，开始系统地、有计划地编定诗文选本：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始批《唐诗别裁集》。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唐诗别裁集》刻成。始批《古诗源》。

　　雍正三年(1725年)，《古诗源》刻成。选《明诗别裁集》起。

　　雍正十二年(1734年)，《明诗别裁集》成。

　　乾隆二年(1737年)，批《唐宋八家文》。

　　乾隆十七年(1752年)，《唐宋八家文》刻成。

　　乾隆十八年(1753年)，《杜诗偶评》成。

　　乾隆十九年(1754年)，始选《清诗别裁集》。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诗别裁集》刻成。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编选《宋金三家诗选》。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谢世。不久，沈德潜的门生将《宋金三家诗选》付诸剞劂。

　　沈德潜对这些选本有明确的定位，那就是，“以教学者而垂诸后世”，为“初学者”、“学诗者”提供最佳的范本。在《古诗源序》中，沈德潜分析了诗歌的源流升降，指出编选这部书的目的是“为学诗者道之”。沈德潜“览唐诗全秩，芟夷烦蝟”，编定《唐诗别裁集》，也是“为学诗者发轫之助”。另外，沈德潜编《唐宋八家文》，是“因门弟子请”，“出向时读本，稍加点定，俾读者视为入门轨途，志发轫也。”“钩划点读，稍分眉目，初学者熟读深思，有得于心。”后来，沈德潜还“取杜诗而选之，而评之”，成《杜诗偶评》。在这部书中，沈德潜“考一己所得之浅深，而亦为学诗者道以入门之方也”。

　　“初学者”、“学诗者”，就是那些希望跻身于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权力核心的中下层读书人。这一群体有其特定的社会身份和需要：从思想状况上看，他们处于接受知识的阶段，也正处于习得价值观念的阶段;从发展趋势上看，他们虽然暂时处于社会的中下层，但其中一部分人终将进入社会政治权力体系，并在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上占据优势。这就要求“初学者”与主流价值观念基本保持一致。面对中国古代诗文传统时，“初学者”需要掌握的是主流的诗学观念。沈德潜在选诗时必须以审慎、通达的态度处理诗坛的论争，积极推行主流的思想观念及精英阶层的文学观。为了确保这些后学顺利地进入社会文化、政治体制之内，沈德潜在编选系列别裁集时，确定的编选原则是“选中体制各殊，要唯恐失温柔敦厚之旨”。

　　从教化“初学者”的定位看，沈德潜编定系列诗歌选本时重申“温柔敦厚”这一主流的诗学原则，实为理性的做法。这种“温柔敦厚”的选诗原则有助于“学诗者”从根本上把握中国传统诗歌的主要美学风貌，这一诗学思想所蕴含的思维逻辑也有助于“初学者”形成理性的生活态度，促使他们无论是在作诗、治学，还是从政，甚或为人等方面，都尽力做到既确然自守，又不偏执一端。因此，沈德潜倡导“温柔敦厚”、美善相兼的“诗教”，在任何一个较为理性的时代，都是主流文学界追求的目标。

　　二、沈德潜对“温柔敦厚”标准的改造

　　更重要的是，沈德潜明确认识到，自己编定诗歌选本是针对有志于诗歌创作的“学诗者”。为此，沈德潜对“温柔敦厚”进行了积极的改造，赋予这一伦理原则、诗学原则以新的内涵。

　　童庆炳指出，在中国诗学史上，刘勰所说的“酌奇而不失其正，玩华而不坠其实”，源于《论语》“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说，刘勰的诗说“实现了伦理原则到诗学原则的转化”。对童庆炳的观点做进一步推衍，用之于沈德潜，我们可以看到，沈德潜编定的系列诗文选本将“温柔敦厚”由伦理原则、诗学原则进而转化为选诗原则。

　　沈德潜强调，诗具有教化作用，这与“温柔敦厚”的伦理内涵相关。在编定《古诗源》、《唐诗别裁集》等系列诗歌选本时，沈德潜谈到：“诗之为道，不外孔子教小子、教伯鱼数言。而其立言一归于温柔敦厚，无古今一也。”“归于温柔敦厚”的教小子、教伯鱼数言，即《论语》中的这样两段话：“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子谓伯鱼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由此出发，沈德潜非常重视“诗教”：“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诗的功能是兴、观、群、怨，“学诗者”习诗、写诗的最终目的是懂得修身齐家的道理，完善个人的人格;影响人伦道德以及风俗厚薄，沟通君臣关系，影响政治兴衰，最终整个社会达到和谐完美的状态。

　　但诗的教化作用是多层面：诗可以引导世人关怀社会、与官方政治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也可以注重情性的陶冶、心灵的净化等。前者与政治民生、伦理道德等密切相关，后者则有可能是非政治的。沈德潜在选诗时对“政教”和“诗教”做了区分。在《清诗别裁集》中，沈德潜评施闰章《见宋荔裳遗诗凄然有作》时用了“政教”一词：“‘西川’句，谓蜀人怀其政教;‘东海’句，谓山左失一雅宗也。”沈德潜在这里使用“政教”一词，不是用来评价施闰章的诗作，而是对该诗的内容进行解释，意指宋琬在蜀地为官清廉，受人爱戴。“诗教”则与政治无甚关涉，那些没有任何政治身份的人才是真正倡导“诗教”的。在《清诗别裁集》里，“诗教”一词出现了两次：“《西泠十子诗选》，虎臣与毛稚黄为主，悯诗教陵夷，而斟酌论次，以期力追渊雅也。”“所学一本庭训，移家于吴，倡诗教。”这两则分别是评柴绍炳和方还的，柴、方两人皆为布衣。由“诗教”、“政教”对应着不同类型的人来看，沈德潜并未将二者混为一谈。

　　的确，“诗教”与“政教”有根本区别。“诗教”基于人的审美感受，强调诗的艺术特质，其理想的境界是美善相兼。“政教”强调的是善，“美”只是实现“善”的手段，为了达到“善”，可以放弃“美”，而改之以其他手段。“政教”甚至可以通过权力强迫人们习得某种观念，以达成既定的目标;而文学对人的教化作用只能在审美的基础上进行，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让人主动地接受、认同。沈德潜在编定《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系列诗歌选本时，有意弱化了“温柔敦厚”所包含的政治教化、道德伦理等内涵，将“温柔敦厚”由伦理原则转换为选诗原则，以凸显自己倡导的是“诗教”，而非“政教”。

　　沈德潜对诗的态度是：文学作品虽然不能是反政权的，但可以是非政治的。沈德潜反对将文学、政治混为一谈，反对动辄从政治的角度解释文学：“朱子云：楚词不皆是怨君，被后人多说成怨君。此言最中病痛。如唐人中少陵固多忠爱之词，义山间作风刺之语，然必动辄牵入，即小小赋物，对镜咏怀，亦必云某诗指某事，某诗刺某人，水月镜花，多成粘皮带骨，亦何取耶?”杜甫在诗中表达忠君爱亲之念，李商隐也会借诗讽喻政治，但在阅读杜甫、李商隐的诗作时，不能把所有作品都落实到具体的政治问题、政治事件上。沈德潜也反对在诗歌中声嘶力竭地颂圣。在《唐诗别裁集》中，沈德潜评唐代李邕《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说：“初唐应制多谀美之词，况当武后、中宗朝，又天下秽浊时也。众手雷同，初无颂不忘规之意，故不能多录。取铁中铮铮者几章，以备一体。”沈德潜对一味颂圣的谀美之词极为不满，认为颂圣不应“忘规”，甚至要以“规”为主，要展示出文人的风骨。沈德潜评清代诗僧晓音说：“碓庵主华山方丈，圣祖御制有《欲游华山未往》七绝，碓庵和至百首进呈，大约以多为贵者。兹只录清真一章，重性情也。”晓音的应制诗“以多为贵”，忽视“真”，所以沈德潜只选了晓音一首有“清真”之格的诗。“真”是诗歌最基本的要求，如果作品缺乏真情实感，即使总是高言国家、政治，从“诗教”的角度看，也是不合格的。

　　由此可见，沈德潜从为后学编定诗歌读本出发，重视诗的教育、教化功能，倡“温柔敦厚”，这只是表明他不反对官方的价值观念，不反对道德、政治等的重要性。但承认道德、政治的重要性并不等于在一切场合都以这种价值准则为中心。沈德潜将自己的选本定位于“学诗者”，从这一目标出发，倡导“温柔敦厚”、重“诗教”，其核心是强调诗的内在艺术力量对人的陶冶作用，而不是诗的政治内容对人的训诫、警示作用。

　　三、沈德潜“温柔敦厚”选诗原则的实践

　　沈德潜将“温柔敦厚”由伦理原则转化为选诗原则落实在实践上，具体表现是：沈德潜明确表示，自己坚持“以诗存人”，选诗、评诗以诗作的“品格”，而非作家的“人格”为标准。

　　与沈德潜同时，倡“温柔敦厚”者大有人在，拘泥于“温柔敦厚”的伦理道德内涵者也不乏其人。沈德潜的同门薛雪说：“著作以人品为先，文章次之，安可将‘不以人废言’为藉口?”还有一些诗论家进而把作家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品行、政治表现作为评诗的标准。潘德舆认为，诗只有是非对错之分，而没有美丑工拙之分，可以不讲艺术性：“诗非它，吾之言语云尔，有是非，无工拙也。”在诗学论著《养一斋诗话》中，潘德舆评颜延之、谢灵运等人说：

　　颜谢诗并称，谢诗更优于颜。然谢则叛臣也。颜生平不喜见要人，似有见地。然荀赤松讥其外市寡求，内怀奔竞，干禄祈进，不知极已。文人无行，何足恃哉!……若论诗不讲《春秋》，是诗与《春秋》相戾，诗之罪人矣!可乎哉?

　　故予欲后人选诗读诗者，如曹操、阮籍、陆机、潘岳、谢灵运、沈约、范云、陈子昂、沈俭期诸臣逆党之诗，一概不选不读，以端初学之趋向，而立诗教之纲维。

　　潘德舆认为，那些道德品质不高，或者政治上有污点的人，如曹操、陆机、颜延之、谢灵运、陈子昂等，他们的诗作也毫无可取之处。评定诗作如果不考虑诗人的政治态度、道德品行，就是诗的“罪人”。由此出发，他希望人们不要选、不要读曹操等人的作品。

　　与潘德舆等人不同，沈德潜在选诗时则坚持“以诗存人”。作家在不同的机缘下可能有不同的抉择，政治立场、道德伦理标准等也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选家不能以作家的品行为标准评判作品，不应该因诗人政治立场游移、社会处境不佳等原因，以政治操守卑劣、道德品行有亏为理由，武断地把有争议的政治人物排除在选本之外。在《古诗源》、《唐诗别裁集》中，沈德潜对颜延之、谢灵运等人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沈德潜选颜延之的诗27首，谢灵运的诗25首，阮籍的诗21首，陆机的诗12首，曹操的诗8首。这些人在《古诗源》中排名均居于前列(见表1)。

　　即令在选“当代”诗歌选本时，沈德潜也坚持排除政治意识形态、道德伦理观念等的影响，以“诗品”为标准选诗。在清代诗坛上，钱谦益的诗作气势雄浑，稳健苍劲，出唐入宋，自成一家。但钱谦益却是节行有亏之人。钱谦益身为南明礼部尚书，却于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降清。顺治六年(1649年)，钱谦益又开始暗中从事反清复明活动。因这种首鼠两端、进退失据的行为，钱谦益一直遭人诟病。沈德潜的同调乔亿评价钱谦益说：“虞山诗才学诚无愧前贤，而不可以言品，正与其人相似耳。”但沈德潜在编定《清诗别裁集》时，则从诗作成就出发，视钱谦益为有清诗坛第一人，将之置于《清诗别裁集》卷首。沈德潜还带着悲悯之心评价钱谦益说：“前为党魁，后逃禅悦，读其诗者应共悲之。”沈德潜选诗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强硬地教化后学，而是要为“学诗者”提供一个最佳的诗歌范本，供他们涵咏、诵读，以提高他们的审美鉴赏力和创作水平。因此，沈德潜在斟订《清诗别裁集》时，不是将自己看作必须保持政治敏感性的官员，而是将自己视为诗歌选家，站在艺术的、审美的角度，为后学评诗、论诗、选诗。沈德潜从诗人在诗坛的影响力以及诗歌的艺术性出发，将钱谦益置于卷首，这种做法遭到了乾隆的斥责。乾隆下谕旨说，“国朝诗不应以钱谦益冠籍”，并“命内廷翰林为之精校去留，俾重锓板，以行于世”。但沈德潜个人的刻本并没有因为乾隆的斥责及御定本的出现湮没无存，反而成为我们今天最常见的选本。这充分证明了《清诗别裁集》的意义和价值，证明沈德潜坚持“温柔敦厚”、“以诗存人”等选诗原则的合理性。

　　四、沈德潜选本的价值

　　沈德潜将选本定位于“初学者”、“学诗者”，这使他的系列诗歌选本对后世文学史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清诗别裁集》即是明证。在这部选本中，沈德潜本着“温柔敦厚”的选诗原则，以“当代”人的身份、宏阔的历史视野、敏锐的艺术眼光选出清初(1644年)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百余年间的诗人996家，诗作3952首，其目的是确立“当代”诗歌经典，树立“当代”诗坛权威。沈德潜通过确定入选作家及诗作数量的方式描绘了清代前期诗坛的基本格局。在《清诗别裁集》中，诗作数量居前五位的诗人分别是王士稹、钱谦益、施闰章、吴伟业和宋琬等(见表2)，沈德潜对王士禛等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评王士稹，“渔洋少岁，即见重于牧斋尚书，后学殖日富，声望日高，宇内尊为诗坛圭臬，突过黄初，终其身无异辞”;评施闰章、宋琬，“南施北宋，故应抗行，今就两家论之，宋以雄健磊落胜，施以温柔敦厚胜，又各自擅场”。沈德潜视王士稹、钱谦益、施闰章等人为清代大家，并选出了能代表其成就的经典作品。

　　后人对于清代前中期诗坛的看法，与沈德潜描述的格局大体一致。1921年朱希祖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要略》，基本沿袭了沈德潜的观点，以“江左三大家”，也就是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为清代开国之初的重要诗人，以王士稹为清代诗坛第一大家，以施闰章、宋琬为清代前期的重要作家。另如对龚鼎孳的看法，朱希祖也完全沿用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中的论述。沈德潜评龚鼎孳说：“时有合钱、吴为三家诗选，人无异辞。惟宴饮酬酢之篇，多于登临凭吊，似应少逊一筹。”朱希祖评龚鼎孳说：“鼎孳虽与钱、吴齐名，而宴饮酬酢之作多于登临凭吊，实已少逊。”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是20世纪中后期影响最著的文学史教材。游国恩将清前中期的诗人分为两类：一是爱国诗人，包括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人，这是《清诗别裁集》没有涉及的。在《清诗别裁集·凡例》中，沈德潜明确地谈到，《清诗别裁集》不选遗民诗人的作品。一是清代的诗派和诗人。在这部分里，游国恩详细论述了钱谦益、吴伟业、施闰章、宋琬等人。另外，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还专节论述了王士稹，说“清初诗人以王士稹最为著名”。其他如刘大杰、郭英德、过常宝等编定的文学史教材或者文学史专论，对清前中期诗坛的论述与上述诸教材基本一致，都把王士稹、钱谦益等五位作家视作清代诗人的代表。总体来看，自从建构了系统的中国文学史以来，各种文学史著作至多在这五位大家的基础上增加个别作家，未见将五大家中的哪一家除去。可以说，如果一部文学史避而不谈《清诗别裁集》中位居前五位的作家，这部文学史就是不全面的，甚或是残缺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书写的文学史以王士稹、钱谦益、吴伟业等为清代诗坛大家的格局，到了沈德潜的《清诗别裁集》才得以确定。在《清诗别裁集》之前，大量清代诗歌选本对于诗坛大家的判定，与我们今天书写的文学史有很大差异。其他各家诗选虽然大都肯定了王士稹诗坛盟主的地位，但因钱谦益、吴伟业二人的政治节操有亏，对钱、吴的评价均不高。如吴蔼的《名家诗选》选宋荦的诗26首，高于钱谦益(18首)、吴伟业(25首);《名家诗选》选了屈大均的诗20首，杜浚的诗19首，屈、杜二人的诗作数量虽然低于吴伟业，但高于钱谦益。刘然的《国朝诗乘》选曹尔堪的诗36首，魏裔介的诗30首，高于吴伟业(27首)、钱谦益(14首)。直到沈德潜，才本着“以诗存人”的原则，客观、公正地评价钱谦益、吴伟业等，确立了后世文学史清代诗歌部分的基本框架。

　　沈德潜编定的其他诗歌选本，也同样对我们今天书写的文学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确立的中国诗歌史上的大家，还是沈氏在《古诗源》中推尊的唐代以前的重要作家，抑或在《明诗别裁集》中揭出的明代诗坛中坚，都是我们今天书写的中国古代诗歌史的核心人物。可以说，沈德潜以“温柔敦厚”为根本的诗学原则和选诗原则，搜剔诗歌，编订选本，确立经典，完满地总结了中国几千年来诗歌发展的历史。沈氏的诗学论著《说诗啐语》大致相当于一本中国诗歌发展史大纲，《古诗源》、《唐诗别裁集》、《宋金三家诗选》、《明诗别裁集》和《清诗别裁集》则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文学作品选。通过这一系列著作，沈德潜系统地梳理了中国诗歌史，确定了经典诗人和作品。

　　经过岁月的淘洗、删汰，只有那些气韵飞动、风骨劲健、有着巨大阐释空间的文学作品能长存于世，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文学经典也需要“发现人”，只有经过“发现人”推荐，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才有可能被社会广为接受。姚斯说：“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关系中，后者并不是被动的因素，不是单纯地作出反应的环节，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接受者能动的参与是不可想像的。”这里姚斯所说的“读者”是指一部作品的广泛读者，我们可以说，一部作品的特定读者，比如“发现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沈德潜就是这样一位目光敏锐、富于艺术洞察力和鉴别力的“发现人”。《清诗别裁集》等诗歌选本对中国古代作家的排序、定位得到后世的普遍认同，这不能不让人惊叹沈德潜富于发现力的眼光。

　　“沈德潜的《古诗源》与《唐诗别裁集》到现在仍然是最流行的选本，尽管现代的各种诗歌史著作采用西方的文学理论系统阐释古代诗歌史，但这些诗歌史著作所确立的诗歌史价值系统实质上乃是沈德潜所最后完成的系统。”的确，在沈德潜之先，致力于编定诗歌选本的选家众多，但很少有人因诗歌之选而胜出;沈德潜同时或稍后，倡导主流诗学观念的也并非只有沈德潜一人，但沈氏的诗论能够流传广远，并对后世产生深刻的影响，沈德潜的同调如李重华、乔亿、潘德舆等却声名未显。沈氏的诗歌选本能够流传开来并留传长久，沈德潜的“格调说”成为清代四大诗说之一，其历史的、逻辑的合理性就在于：沈德潜将自己的选本定位于“学诗者”，坚持“温柔敦厚”等主流的诗学观念;他还对“温柔敦厚”加以改造，使之由伦理原则、评诗原则进而转化为选诗原则，进一步强化了诗的社会功用与美感、艺术性的统一，为“温柔敦厚”注入了新的内涵。正是这种在继承中创新的方式，成就了《唐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诗歌选本的经典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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