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迪安先生为孙博文题字

心合天地致高远，感通山水融古今

──孙博文先生的水墨世界与艺术人生

文/杨卫

20世纪以来的中国，在现代文化的全面转型中，传统士大夫阶层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文人世界随之坍塌。这导致了一种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身份位移现象，即大量的文人墨客流向民间社会。作为士大夫阶层赏玩的文人画，也脱去了特定阶层的标签，由画坛主宰退向边缘，从而形成了一种“高手在民间”的文化现象。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画学研究会”，即是一批遁入民间的文化遗老，逆风而行，在新文化的滚滚浪潮中承接传统水墨画的薪火。这构成了一股精神潜流，也形成了一条隐性文脉，使得20世纪的中国画坛，在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与思想改造运动中，仍不乏一些游离于各种运动之外、坚定地探索传统艺术的践行者。远的不说，早有“中国画学研究会”的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等大儒；单说近处，也有四川的陈子庄，江西的黄秋园，贵州的刘知白等名宿。而本文所要介绍的孙博文先生，也是隐匿在民间的一位水墨画大家。

孙博文，名九学，字博闻，号汝阳山人，1938年出生于山东莱阳穴坊镇西富山村。据孙博文艺术馆于子宁介绍，孙博文的家乡是一个美丽的小山村，背靠山形圆秀的富山，有一条五龙河将其环绕，可谓山青水秀。孙博文生于斯、长于斯，性格里自然也就感染了家乡的山水特质。他后来钟情于山水画创作，且为山水画注入了宽厚深绵、高情远致的家园情怀与精神内涵，一方面是受到了家学和师承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他童年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

莱阳西富山村的孙氏一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孙博文的族亲中，曾祖父辈有民国早年担任过孙中山秘书的辛亥革命老人、著名书法家孙墨佛，其子孙天牧为北派山水画大师，也就是孙博文的大爷爷。孙博文的父亲孙玉蓉，为行伍出身，虽不事书画，但转业后一直在山东大学任财务处长，与许多大学者和书画名家交好；而他的母亲吕瑞芝，则出生于富裕的商贾之家，能识文断字，略通翰墨。因此，也是书香门第。孙博文正是受家族的遗传与家学的影响，自幼酷爱书画，并得到了众多名师的指点与教诲。其中，著名文字语言学家、书法篆刻家，也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蒋维崧先生，曾给过孙博文最初的艺术熏陶与美学启蒙。因为蒋先生一生无子女，收孙博文为义子，亲授诗词、书法、篆刻和古文方面的知识，给少年时期的孙博文，打下了一个良好的人文基础。

孙博文作品

1958年，孙博文以优异成绩考上刚刚建立的山东艺术专科学校（今山东艺术学院），这使他有机会系统地学习中国画，从而为他奠定了日后的发展方向。事实上，在孙博文读书之前，中国社会早已经历若干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运动。这些运动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和影响到了美术界，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事件，就是改造传统中国画。早在1950年，李可染、李桦、洪毅然等人就曾撰文，批判文人画、倡导新国画运动。此后不久，又有艾青、王逊等人撰文讨伐文人画，直至后来江丰等人试图取消中国画，美术界对传统中国画的批判之声，可谓愈演愈烈。据说，这股批判风中道而止，还是得益于毛泽东。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成立民族美术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前身），将一批画坛名耆奉养起来，才让传统中国画有了喘息空间。1955年，在中国美术家协会举行的第一届理事会上，主管文艺政策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按毛泽东的意思，谈到了中国画的多样性，以及如何保证山水、花鸟画的地位等问题。这成为一个纲领性谈话，实际上为传统中国画赢得了合法性地位。

孙博文入山东艺专读书期间，虽然经历了“反右运动”，整个社会都被左倾思想所笼罩，但由于此前的文艺政策为传统中国画留了余地，故而，此领域受到冲击并不大。这使得孙博文在校五年时间，除了学习造型技术之外，还可以接触到大量的传统艺术。当时，山东艺专集中了一批优秀的传统中国画家，如关友声、黑白龙、王企华、陈凤玉等先生。他们都曾直接指导过孙博文，从不同角度为他输送过传统文化的营养。尤其是关友声先生，因为与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于非闇等国画大师素有往来，更是把孙博文带入一个大的师承关系中，使其后来的水墨画创作拥有了历史的文脉。

孙博文作品

1963年，孙博文从山东艺专毕业，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工作，去了沂蒙山区的莒南县文化馆。此后数年间，孙博文一直在边远山区从事基层群众美术工作。无疑，这种底层的生活与工作经验，丰富了孙博文的视野，也使他的绘画创作渗透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充满了灵动与生机。从孙博文的早期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他对生活的观察与日常经验的积累。比如他喜欢取花鸟鱼虫等小题材入画，以小写意为表现手法，使其画面疏远于宏大的政治主题，而产生一种清新活泼、生趣盎然的意韵。诸如此类，都无不渗透着一股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

应该说，莒南文化馆是孙博文的艺术练兵场，也是他的人生避难所。因为基层文化馆的工作性质所决定，能够接触到方方面面的人，也能够接触到各式各样的艺术门类，故而，孙博文借此平台，可以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同时，由于文化馆是个清闲单位，疏远于权力中心，因此，孙博文可以避开若干政治运动的干扰，躲进小楼成一统。所以，孙博文的绘画基本上是一以贯之，并没有因为社会运动而中断探索的轨迹。这一点难能可贵，让孙博文的绘画与自我统一起来，以至于当“文革”结束后，他根本不用做任何调整，便可以水到渠成地进入创作状态，开始自我艺术人生的攀越。

1978年，孙博文年迈的父母离休回到家乡莱阳，为了照顾双亲，孙博文也调回了莱阳文化馆工作。阔别故乡20余载，再次踏上故土，亲切的乡音，熟悉的富山与五龙河，都给了孙博文工作的热情，也给了他学习和创作的动力。为了能够精进自己的画技，在创作上更上层楼，1979年，孙博文拜莱阳籍著名画家崔子范为师，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创作阶段。

崔子范是水墨画大家，精于写意花鸟画，亦擅长山水，曾受教于齐白石老人。故而，依此传承，孙博文可算是20世纪第三代水墨画家。应该说，孙博文的艺术人生，正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如果说前面都是铺垫，是储备和积累阶段，那么，这之后的孙博文，则是创造力得以全面爆发，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画风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正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因此，也可以说，孙博文是改革开放之后涌现出的一代中国水墨画家。

孙博文作品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从过去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整个社会都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孙博文徜徉于其中，一方面深入传统绘画，从中锤炼自己的笔墨，纯化自己的语言，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吸取外来文化的营养，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开始重新思考水墨画的现代转型问题。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不少花鸟和山水画作品，虽然就写意风格而言，仍然沿袭了崔子范先生，但观念却发生了变化，已经明显不满足于传统笔墨，而具有了某种语言变革的冲动。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孙博文水墨画革新的酝酿期和尝试期，那么90年代则是他的变法期，也是他的风格定型，最终在中国画坛确立地位的时期。这当然得益于孙博文多年的潜心探索与知识积累，但更为重要的是，与他疏远于喧嚣闹市，全身心地融入自然，投入创作状态有关。

1992年，孙博文的夫人工作调动至青岛，次年，孙博文也随夫入定居青岛。此后，他在崂山脚下建立工作室，开始了“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唐•太上隐者《答人》）的隐居生活。这种归于田园，与山水相伴、携自然同行的生活状态，不仅让孙博文返璞归真，寻回了儿时的乡村记忆，同时，也使他“卧游”（南朝•宗炳）于山水之间，充分体会到了“畅神”（宗炳）的妙境。于是，孙博文把自己的创作方向明确定位于山水，并在一种情景交融、物我相亲的状态下，开始了近乎疯狂的创作。

孙博文作品

孙博文的山水画，得到了家乡富山的滋养，也从崂山吸取了创作灵感，但又没有局限于表现崂山和富山，而是从中升华出一种山水的抽象形态，以此寄托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念。就风格而言，孙博文的山水画秉承了北派山水的文脉，即摈弃文人画重意轻形、自我消遣的笔墨游戏，而是纵横于山水之间，以大山堂堂、壁立千仞的意象，来塑造崇高峻伟、雄浑壮美的审美特征。具体到语言方式，则是虚实相映，墨色相融，借以勾、皴、擦、染、点、泼等多种手法，来表现壮丽山河，彰显大自然的浩然之气。

应该说，孙博文的水墨画，是在当代意义上发展了北派山水，或者说是把山水画创作引入了当代语境。其卓绝群伦之处，首先在于他对色彩的大胆运用。在水墨画领域，墨与色的关系，向来是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许多画家都因为担心两者相冲，解决不了画面的“脏”、“生”、“闷”等问题，而畏缩不前。可孙博文却不同，他在自己的画面中不仅敢于用色，而且敢于用一些极其瑰丽绚烂的颜色。这些颜色被孙博文完全主观化、抽象化以后，与水墨相交融，在其笔下奔涌而出，犹如神来之笔，赋予了山水画以生命的律动和炽热的光芒。完全可以这么说，孙博文在自己的山水画中，创造了一个色彩的奇观，一个流光溢彩的缤纷世界。因此，称他为色彩大师，水墨画界的凡高，毫不为过。

其次，孙博文的山水画，打破传统文房书斋的局限，将其引入了更为广阔的公共空间。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作品的尺幅，大都为鸿篇巨帙，有的甚至高达数米。如此一泻千丈、气吞山河的表现力，不仅彰显了山水画的磅礴气势，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山水画的传统观念，即由原来纵情山水的自我赏玩，转换成了向公共空间延伸与拓展。而这，正是当代艺术的价值观念。因此，把孙博文的山水画定义为从传统走向当代，应该说是恰如其分。

孙博文作品

正是因为孙博文将传统水墨画进行了一系列转换，为山水画的革新注入了新的生机，带来了新的气象，90年代后，他在中国画坛异军突起，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孙博文的老师崔子范先生，曾评价他“学于范，胜于范”；而郭嘉许、周怀民、董寿平等一些画坛前辈，更是对他赞赏有嘉，认为他是一颗璀璨的新星，前途不可估量。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孙博文创造力如日方升，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一场疾病袭来，让这个山东硬汉轰然倒下。

1997年，孙博文因脑垂体瘤入院，不得不做了开颅手术。此后，孙博文负病在家，更是意识到了生命的可贵，时间的紧迫。于是，他便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创作中，开始了衰年大变法。短短几年时间，他不仅创作了数以百计的鸿篇巨制，而且语言上也更加纯化，更加抽象，走向了艺术的大化之境……

2002年，在青岛文联、青岛美协和崂山画院的共同组织下，“孙博文画展”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隆重开幕。这是孙博文生前最大规模的一次展览，展出了他创作的百余幅山水画巨作。虽然因场地所限，还有些更大的作品未能展出，但还是在业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一些主流媒体对展览进行了大篇幅报道，而且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楠起先生也亲临展场，对孙博文的绘画给予了高度评价。最后，展览临近结束时，应观众的强烈要求，不得不再延期了数天。

无疑，展览的成功，对负病坚持创作的孙博文，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安慰，也给了他一个闪亮登场的机会。此后，孙博文进入到公众视野，收到了越来越多的展览邀请。2003年，他受邀南下穗城，到广州办展，不想，期间突发脑溢血，客死他乡，留下了壮志未酬的遗憾，不禁让人唏嘘，悲乎！叹乎！

纵观孙博文的一生，可以说，经历了20世纪最为动荡的年代。由于新与旧的冲突，东方与西方的矛盾，交织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也使得整个社会处在了激烈变革的时期。但孙博文却不为所动，一直蛰伏于民间社会，以对艺术的赤诚与热爱，执着的探索与实践，承先启后，对传统山水画进行了创造性的革新与发展。这是他的人生意义，也是他的艺术价值。正如孙博文自己所言：“平生野态无拘束，万里长空自在天。水墨倒在宣纸上，任其纵横任其染。”我们借以孙博文的这个自我定义，来概括他的艺术人生，可以看出其隐于野的立场，禅于心的修行，以及狂于形的艺术追求中，其实，也包含了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某些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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