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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卫‖孙博文的水墨世界与艺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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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迪安先生为孙博文题字

心合天地致高远,感通山水融古今

──孙博文先生的水墨世界与艺术人生

 

/杨卫

 

20世纪以来的中国,在现代文化的全面转型中,传统士大夫阶层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文人世界随之坍塌。这导致了一种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身份位移现象,即大量的文人墨客流向民间社会。作为士大夫阶层赏玩的文人画,也脱去了特定阶层的标签,由画坛主宰退向边缘,从而形成了一种“高手在民间”的文化现象。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画学研究会,即是一批遁入民间的文化遗老,逆风而行,在新文化的滚滚浪潮中承接传统水墨画的薪火。这构成了一股精神潜流,也形成了一条隐性文脉,使得20世纪的中国画坛,在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与思想改造运动中,仍不乏一些游离于各种运动之外、坚定地探索传统艺术的践行者。远的不说,早有中国画学研究会”的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等大儒单说近处,也有四川的陈子庄,江西的黄秋园,贵州的刘知白等名宿。而本文所要介绍的孙博文先生,也是隐匿在民间的一位水墨画大家。

 

孙博文,名九学,字博闻,号汝阳山人,1938年出生于山东莱阳穴坊镇西富山村。据孙博文艺术馆于子宁介绍,孙博文的家乡是一个美丽的小山村,背靠山形圆秀的富山,有一条五龙河将其环绕,可谓山青水秀。孙博文生于斯、长于斯,性格里自然也就感染了家乡的山水特质。他后来钟情于山水画创作,且为山水画注入了宽厚深绵、高情远致的家园情怀与精神内涵,一方面是受到了家学和师承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他童年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

 

莱阳西富山村的孙氏一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孙博文的族亲中,曾祖父辈有民国早年担任过孙中山秘书的辛亥革命老人、著名书法家孙墨佛,其子孙天牧为北派山水画大师,也就是孙博文的大爷爷。孙博文的父亲孙玉蓉,为行伍出身,虽不事书画,但转业后一直在山东大学任财务处长,与许多大学者和书画名家交好而他的母亲吕瑞芝,则出生于富裕的商贾之家,能识文断字,略通翰墨。因此,也是书香门第。孙博文正是受家族的遗传与家学的影响,自幼酷爱书画,并得到了众多名师的指点与教诲。其中,著名文字语言学家、书法篆刻家,也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蒋维崧先生,曾给过孙博文最初的艺术熏陶与美学启蒙。因为蒋先生一生无子女,收孙博文为义子,亲授诗词、书法、篆刻和古文方面的知识,给少年时期的孙博文,打下了一个良好的人文基础。

孙博文作品

 

1958年,孙博文以优异成绩考上刚刚建立的山东艺术专科学校(今山东艺术学院),这使他有机会系统地学习中国画,从而为他奠定了日后的发展方向。事实上,在孙博文读书之前,中国社会早已经历若干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运动。这些运动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和影响到了美术界,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事件,就是改造传统中国画。早在1950年,李可染、李桦、洪毅然等人就曾撰文,批判文人画、倡导新国画运动。此后不久,又有艾青、王逊等人撰文讨伐文人画,直至后来江丰等人试图取消中国画,美术界对传统中国画的批判之声,可谓愈演愈烈。据说,这股批判风中道而止,还是得益于毛泽东。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成立民族美术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前身),将一批画坛名耆奉养起来,才让传统中国画有了喘息空间。1955年,在中国美术家协会举行的第一届理事会上,主管文艺政策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按毛泽东的意思,谈到了中国画的多样性,以及如何保证山水、花鸟画的地位等问题。这成为一个纲领性谈话,实际上为传统中国画赢得了合法性地位。

 

孙博文入山东艺专读书期间,虽然经历了“反右运动”,整个社会都被左倾思想所笼罩,但由于此前的文艺政策为传统中国画留了余地,故而,此领域受到冲击并不大。这使得孙博文在校五年时间,除了学习造型技术之外,还可以接触到大量的传统艺术。当时,山东艺专集中了一批优秀的传统中国画家,如关友声、黑白龙、王企华、陈凤玉等先生。他们都曾直接指导过孙博文,从不同角度为他输送过传统文化的营养。尤其是关友声先生,因为与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于非闇等国画大师素有往来,更是把孙博文带入一个大的师承关系中,使其后来的水墨画创作拥有了历史的文脉。

 

孙博文作品

1963年,孙博文从山东艺专毕业,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工作,去了沂蒙山区的莒南县文化馆。此后数年间,孙博文一直在边远山区从事基层群众美术工作。无疑,这种底层的生活与工作经验,丰富了孙博文的视野,也使他的绘画创作渗透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充满了灵动与生机。从孙博文的早期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他对生活的观察与日常经验的积累。比如他喜欢取花鸟鱼虫等小题材入画,以小写意为表现手法,使其画面疏远于宏大的政治主题,而产生一种清新活泼、生趣盎然的意韵诸如此类,都无不渗透着一股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

 

应该说,莒南文化馆是孙博文的艺术练兵场,也是他的人生避难所。因为基层文化馆的工作性质所决定,能够接触到方方面面的人,也能够接触到各式各样的艺术门类,故而,孙博文借此平台,可以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同时,由于文化馆是个清闲单位,疏远于权力中心,因此,孙博文可以避开若干政治运动的干扰,躲进小楼成一统。所以,孙博文的绘画基本上是一以贯之,并没有因为社会运动而中断探索的轨迹。这一点难能可贵,让孙博文的绘画与自我统一起来,以至于当“文革”结束后,他根本不用做任何调整,便可以水到渠成地进入创作状态,开始自我艺术人生的攀越。

 

1978,孙博文年迈的父母离休回到家乡莱阳,为了照顾双亲,孙博文也调回了莱阳文化馆工作。阔别故乡20余载,再次踏上故土,亲切的乡音,熟悉的富山与五龙河,都给了孙博文工作的热情,也给了他学习和创作的动力。为了能够精进自己的画技,在创作上更上层楼,1979孙博文拜莱阳籍著名画家崔子范为师,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创作阶段。

 

崔子范是水墨画大家,精于写意花鸟画,亦擅长山水,曾受教于齐白石老人。故而,依此传承,孙博文可算是20世纪第三代水墨画家。应该说,孙博文的艺术人生,正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如果说前面都是铺垫,是储备和积累阶段,那么,这之后的孙博文,则是创造力得以全面爆发,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画风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正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因此,也可以说,孙博文是改革开放之后涌现出的一代中国水墨画家。

 

孙博文作品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从过去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整个社会都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孙博文徜徉于其中,一方面深入传统绘画,从中锤炼自己的笔墨,纯化自己的语言,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吸取外来文化的营养,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开始重新思考水墨画的现代转型问题。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不少花鸟和山水画作品,虽然就写意风格而言,仍然沿袭了崔子范先生,但观念却发生了变化,已经明显不满足于传统笔墨,而具有了某种语言变革的冲动。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孙博文水墨画革新的酝酿期和尝试期,那么90年代则是他的变法期,也是他的风格定型,最终在中国画坛确立地位的时期。这当然得益于孙博文多年的潜心探索与知识积累,但更为重要的是,与他疏远于喧嚣闹市,全身心地融入自然,投入创作状态有关。

 

1992年,孙博文的夫人工作调动至青岛,次年,孙博文也随夫入定居青岛。此后,他在崂山脚下建立工作室,开始了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唐•太上隐者《答人》)的隐居生活。这种归于田园,与山水相伴、携自然同行的生活状态,不仅让孙博文返璞归真,寻回了儿时的乡村记忆,同时,也使他“卧游”(南朝宗炳)于山水之间,充分体会到了畅神(宗炳)的妙境。于是,孙博文把自己的创作方向明确定位于山水,并在一种情景交融、物我相亲的状态下,开始了近乎疯狂的创作

孙博文作品

 

孙博文的山水画,得到了家乡富山的滋养,也从崂山吸取了创作灵感,但又没有局限于表现崂山和富山,而是从中升华出一种山水的抽象形态,以此寄托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念。就风格而言,孙博文的山水画秉承了北派山水的文脉,即摈弃文人画重意轻形、自我消遣的笔墨游戏,而是纵横于山水之间,以大山堂堂、壁立千仞的意象,来塑造崇高峻伟、雄浑壮美的审美特征。具体到语言方式,则是虚实相映,墨色相融,借以勾、皴、擦、染、点、泼等多种手法,来表现壮丽山河,彰显大自然的浩然之气。

 

应该说,孙博文的水墨画,是在当代意义上发展了北派山水,或者说是把山水画创作引入了当代语境。其卓绝群伦之处,首先在于他对色彩的大胆运用。在水墨画领域,墨与色的关系,向来是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许多画家都因为担心两者相冲,解决不了画面的脏”、“生”、“闷”等问题,而畏缩不前。可孙博文却不同,他在自己的画面中不仅敢于用色,而且敢于用一些极其瑰丽绚烂的颜色。这些颜色被孙博文完全主观化、抽象化以后,与水墨相交融,在其笔下奔涌而出,犹如神来之笔,赋予了山水画以生命的律动和炽热的光芒。完全可以这么说,孙博文在自己的山水画中,创造了一个色彩的奇观,一个流光溢彩的缤纷世界。因此,称他为色彩大师,水墨画界的凡高,毫不为过。

 

其次,孙博文的山水画,打破传统文房书斋的局限,将其引入了更为广阔的公共空间。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作品的尺幅,大都为鸿篇巨帙,有的甚至高达数米。如此一泻千丈、气吞山河的表现力,不仅彰显了山水画的磅礴气势,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山水画的传统观念,即由原来纵情山水的自我赏玩,转换成了向公共空间延伸与拓展。而这,正是当代艺术的价值观念。因此,把孙博文的山水画定义为从传统走向当代,应该说是恰如其分。

 

孙博文作品

正是因为孙博文将传统水墨画进行了一系列转换,为山水画的革新注入了新的生机,带来了新的气象,90年代后,他在中国画坛异军突起,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孙博文的老师崔子范先生,曾评价他“学于范,胜于范”;而郭嘉许、周怀民、董寿平等一些画坛前辈,更是对他赞赏有嘉,认为他是一颗璀璨的新星,前途不可估量。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孙博文创造力如日方升,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一场疾病袭来,让这个山东硬汉轰然倒下。

 

1997年,孙博文因脑垂体瘤入院,不得不做了开颅手术。此后,孙博文负病在家,更是意识到了生命的可贵,时间的紧迫。于是,他便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创作中,开始了衰年大变法。短短几年时间,他不仅创作了数以百计的鸿篇巨制,而且语言上也更加纯化,更加抽象,走向了艺术的大化之境……

 

2002年,在青岛文联、青岛美协和崂山画院的共同组织下,“孙博文画展”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隆重开幕。这是孙博文生前最大规模的一次展览,展出了他创作的百余幅山水画巨作。虽然因场地所限,还有些更大的作品未能展出,但还是在业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一些主流媒体对展览进行了大篇幅报道,而且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楠起先生也亲临展场,对孙博文的绘画给予了高度评价。最后,展览临近结束时,应观众的强烈要求,不得不再延期了数天。

 

无疑,展览的成功,对负病坚持创作的孙博文,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安慰,也给了他一个闪亮登场的机会。此后,孙博文进入到公众视野,收到了越来越多的展览邀请。2003年,他受邀南下穗城,到广州办展,不想,期间突发脑溢血,客死他乡,留下了壮志未酬的遗憾,不禁让人唏嘘,悲乎!叹乎!

 

纵观孙博文的一生,可以说,经历了20世纪最为动荡的年代。由于新与旧的冲突,东方与西方的矛盾,交织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也使得整个社会处在了激烈变革的时期。但孙博文却不为所动,一直蛰伏于民间社会,以对艺术的赤诚与热爱,执着的探索与实践,承先启后,对传统山水画进行了创造性的革新与发展。这是他的人生意义,也是他的艺术价值。正如孙博文自己所言:平生野态无拘束,万里长空自在天。水墨倒在宣纸上,任其纵横任其染。”我们借以孙博文的这个自我定义,来概括他的艺术人生,可以看出其隐于野的立场,禅于心的修行,以及狂于形的艺术追求中,其实,也包含了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某些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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