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Our Time创刊号《南方以南》文章选载
扫码即可全部免费阅读
编辑笔记/ 蔡影茜1.1
广州是马尼拉披肩的原产地，明代之后，技术娴熟的广绣工匠用玫瑰和康乃馨取代莲花和龙等传统的中国吉祥图案——这些繁复的花卉真丝刺绣令拉美女性着迷，可能源自美洲原住民服饰的流苏则为弗拉明戈舞者增色不少。在西班牙人称霸海上贸易的几个世纪之间，丝绸制品、陶瓷和茶叶等大宗贸易商品，由广州出发，转马尼拉，过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最后在西班牙南部港口塞维利亚登陆。塞维利亚是麦哲伦航线的起始点，从这里出发的西班牙大帆船，载着沉甸甸的美洲白银和热切的天主教传教士到达菲律宾群岛。吕宋的传教士们很早就认识到，将来自中国南部（主要是广东、福建、台湾）的生意人们（Sangley）1“天主教化”，将可以令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更加有效。在马尼拉的圣奥古斯丁教堂的陈列里，华南海盗林凤与圣奥古斯丁教会的遭遇被记述为一次创伤性事件：“最早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由竹子、椰子叶和水泥搭建而成……这个结构于 1574 年 12 月 2 日黎明，在林凤火烧马尼拉时被摧毁。”也许是受到林凤的刺激，比耶稣会晚了一步的圣奥古斯丁传教士马丁·德·拉达 1575 年终于在厦门登陆。时至今日，广东四邑2仍然有着不少天主教遗址，最著名的莫过于上川岛的上方济各·沙勿略墓园。四邑地区为鸦片战争之后的苦力贸易贡献了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这些“猪仔”3被招工广告诱骗，从澳门出发，离乡背井到达秘鲁、古巴和英属加勒比海地区，拿着微薄的薪水掏鸟粪、种甘蔗、修筑巴拿马运河，在美国西岸开矿和修筑跨洲铁路，参与到加州的淘金热当中。最后得以衣锦还乡的淘金者们，被称为“金山阿伯”。就在苦力贸易达致顶峰的 1882 年，美国颁布了《排华法案》，法案对种族主义修辞的合法化最终导致了臭名昭著的天使岛的启用（1910-1940）。黎刹公园，图片由作者提供
1.2同是 1882 年，被界定为梅斯蒂索人并有着一部分“生理人”血统的黎刹（José Rizal），开始了他在欧洲的深造和游历。他目睹了宗主国的彻底衰落，并开始酝酿用西班牙语写作的《不容犯我》。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中花了不少篇幅论述《不容犯我》在现代菲律宾普及的英译本。安德森的关注点在于通过语言和印刷媒体的转译，分析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政权更迭前后，民族主义精英对历史的重新编撰和诠释。黎刹曾以医生身份在香港半山生活了大半年，回到菲律宾被流放后最终决定前往古巴，途径巴塞罗那的时候再次被西班牙人逮捕，不久后即在马尼拉遭到处决（1896 年）。黎刹的身体并没有成为安德森等西方学者的研究对象，其跨境流放的轨迹在 20 世纪民族主义运动时期一代又一代的亚洲知识分子身上重演。不久前，我在菲律宾的尼诺伊·阿基诺机场拿着美国签证，准备出境前往新加坡。宿务航空的地勤小姐似乎对中国护照持美国签证免签过境的政策并不熟悉，在她拿走我的护照并消失不见的 20 多分钟里，我在手机上读了一段佩德罗·内韦斯·马科斯的科幻短篇《YWY，在东西方之间寻找角色》：“YWY排进了队伍里，她长得天真无邪，看起来不像这个地方的人，但这倒无法成为拒绝她入境的理由。她保持安静，看着警卫把温度测量枪对准人们的额头，红色激光束打在皮肤上。这是 SARS 危机期间的技术被再次部署，那时全世界的边境都用上了疾控系统……”YWY是个正在逃离自己命运的“箱民”4；非人的她可以吸收太阳能，并在低温环境中生存。她躲在一位中国司机驾驶的卡车上，沿着一条将巴西和中国联结起来的大豆种植贸易路线，前往某个未知的目的地。这条路线与 16-19 世纪之间运载马尼拉丝巾和天主之爱的麦哲伦航线重合，马科斯在故事里总结到：“大豆向我们证明了，尽管劳动的性质变化了，但我们仍然活在早期现代性之中。”在前技术监控和生物识别的时代，天使岛上的华工们要背下几十页的家族成员信息，以应对移民官事无巨细的盘问。据说天使岛周围冰冷的海水，正是隔离来自东方的传染病5 的绝佳天然屏障。在杨圆圆的虚构里，载着方美仙鬼魂的出租车司机和 YWY 的货车司机一样，也是一个中国人。方美仙的曾祖父和祖父赶上了华工移民的末班车，亲历了那场间接导致天使岛启用的旧金山地震和火灾。方美仙 10 岁那年在紫禁城看了一场柯比·余的夜总会表演，深受感染，她的一生都在唐人街度过，灵魂也不曾离开。相比之下，柯比是幸运的，她一直跳舞到现在，与史蒂芬延续着一段忘年恋，但往昔的繁华已经被“硅谷神权掌门人们”（弗朗索瓦兹·韦尔热斯）挤兑到旧金山的城市边缘。菲律宾国家博物馆里的黎刹肖像，图片由作者提供1.3向在荣认为吴宇森电影《英雄本色》中的“当年情”是一种以美元假钞为载体的后殖民“侠义之气”，片中的“罗宾汉们”从香港一路打到深圳、珠三角和中国西南，而“山寨”的意义在“抄袭-模仿-盗版-戏仿-模拟”之链上来回滑动。全球资本主义需要“山寨”，却以“低端”之名对其嗤之以鼻。“山寨”在抵抗的乌托邦和意识形态霸权两极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位置，“创新作为高端，山寨作为低端”的二元主义也难以成立。向在荣进一步发问：“如果山寨是低端全球化的代表，那么我在题目里写下的‘一种南方理论’到底会是什么？难道会是一种‘低端理论’？如果理论可以低端？那么实践呢？什么又是高端的实践？”如果要将学术研究与其它形式的思考、表达和相互关联一分高下的话，“南方以南”也并非一种高端的实践。它是一项文本化的媒介实践，以网络为平台邀请一群人松散地围绕“南方”这一坐标对话或自说自话。很难去定义作者们提及的地方和城市，哪一个比哪一个更加“南方”，因为“南方”在这里不是一个地理坐标。它可能是南方中的南方，比如广州的小北、香港的重庆大厦、马尼拉的汤都。在生态、种族、性别、发展等定义南方的普适性框架内外，我们希望记录和呈现一些个殊的、无法被抽象的南方经验和认知，构建多种多样的“南方想象”间的桥梁……正如弗朗索瓦兹·韦尔热斯在康康的访谈中所强调的：“一个概念永远是有用处的，但没有理由迷恋它，把它变成一个霸权、包罗万象的固定说法。于我而言，‘南方’形成于政治和历史之中。我想知道的是，它是如何、被谁、为了什么和为了谁而形成及继续形成的。‘南方’的含义随着它的使用者不同而变化——是世界银行还是去殖民思想者们？我们需要弄清楚‘南方化’的过程是怎样的，采掘主义、剥削、军事化、剥夺、不断再生的飞地……”“中国和莫桑比克是一样的吗？南方的统治阶层如北方的统治阶层一样有权势吗？第三世界理论及们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历了怎样的进化？种族、性别、阶级或本土性在南方是如何运作的？”1.4为了获得一点对“南方化过程”的感性认识，我混在各国游客里参观了胡志明市的战争遗迹博物馆。三层楼的博物馆用了一曲列侬的《想象》，再配合色彩斑斓的全球反文化运动图像和触目惊心的黑白文献，就打造出一个沉浸式展览的范例。美国观众只能惴惴不安地在他者图像中辨别出自己熟悉的面孔——比如说年轻时的简·方达——以寻求一丝安慰。越南北部的河内民族学博物馆又是另一番景象，观众中除了游客，也有为数不少的本地学生和年轻观众。博物馆意在建立一种普适性的民族志教育系统，那些启发了詹姆士·斯科特的写作《逃避统治的艺术》，并曾经对国家、边境和身份等现代性概念不以为然的赞米亚山地居民们，被清晰地描述和界定为不同民族。充分投入到两个博物馆截然不同的展示情结当中，可能会感受到一个相对美国的南方和一个相对法国的北方，或者说一个更社会主义的北方和一个更资本主义的南方……如此这般的二元陷阱，随时欢迎我们自投罗网，只要替换阵营，就可以在前殖民地各处复制。刘烨在文章里开篇谈到：“作为世界体系边缘部分的‘南方’和‘第三世界’的大部分都在气候上共享着热带的特质。实际上，直到 1950 年代，在欧洲众多的文献中，‘热带’与‘殖民地’完全可以同义替换……”“热带是第一个‘被发明’的气候带，也即，欧洲在热带的殖民视野将气候问题化了”，热带作为一个需要治理的对象和空间，推进了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的多个现代学科的兴起和发展。热带治理的另一项重要手段是现代医学，“来自南方的疫症”与种族修辞从未真正分离，每当大型的传染病爆发，分而治之的帝国策略就会重演，而全球资本主义则不得不面对由其内部产生的敌人。河内民族学博物馆，图片由作者提供
胡志明战争遗址博物馆，图片由作者提供
1.52000 年初，原来主要在香港重庆大厦交易的非洲个体贸易者，开始大量转移广州。当时的重庆大厦所在的弥敦道一带，散布着大量小型旅游公司，可以在 24 小时之内为各国游客提供中国旅游签证，于是这里也成了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转移到中国大陆的白人背包客们经常出入的地方。这些落脚中国西南的“鬼佬”，怀抱着被巴黎、伦敦、纽约和旧金山的高昂生活成本泯灭的嬉皮梦想，不断地向异国、向热带、向南方流放。玛丽·瓦涅拍摄的影片《在中国》中呈现的，是另一种以生存和发展驱动的“全球化”：“我知道广州会是观察这种全球化核心的最佳地点——在珠江三角洲的入口，很大比重的低成本中国产品通过这里流通……广州承诺了一种不可匹敌的社会流动性。”“我特别感兴趣可以反映西方形象衰落和勾勒新地缘政治形状的情形。”事实上，广州的这些“脱离西方国家的国际规则”以及中央集权国家统治的“次回路或下回路”正在消失和转移，不仅中国的签证政策越趋收紧和标准化，低成本产品的制造亦在离开珠三角，向越南等“发展中的”东南亚地区转移——它的反映并非南方崛起对应的北方衰落，而是多中心的必然及其相互依存。1.6在由铁托的官邸改建而成的南斯拉夫历史博物馆里，成排的玻璃展柜中堆砌着“不结盟运动”中各国首领赠送给铁托的礼物。博物馆的策展人表示，现阶段要对这些藏品进行合适的甄别和分类，并写作一段能被普遍认可的历史叙述，是一件挑战极大的工作。塞尔维亚的免签政策近年来也吸引了不少来重温社会主义遗产的中国游客，据传这里也是那些要在卡车中九死一生的越南偷渡者们拿着假中国护照进入欧洲的地方。我在博物馆的收藏里也看到了印尼前总统苏加诺赠送的爪哇手工艺品。作为 1955 年万隆会议举办的地点，爪哇在不结盟运动中联结了东亚、东南亚和中东，以及非洲、巴尔干地区的前南斯拉夫和拉丁美洲。印尼的殖民历史及其在反帝反殖的第三世界联盟中的独特位置，在冷战之后吸引了荷兰、日本和美国资金的持续注入。刘菂在文章中观察到：“和邻国的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相比，印尼艺术工作者中受过海外教育的比例相对较低，从海外回流的‘印侨‘艺术家也几乎没有”。既然冷战全面熄火，文化就该百废复兴，虽然对印尼艺术家来说，这个时间可能比东南亚其它区域晚了十到二十年：“在 2000 年至 2010 年间，在印尼的艺术团体获得国际声望和大批外国资金进入东南亚以前，这些艺术团体基本还是成员自掏腰包，艰难运行……后来，随着外国基金会的进入……艺术团体获得的资源也越来越多……但最近一两年，外国资金逐渐枯竭……”6 西方赞助的全球流动，曾在东欧解体、巴尔干危机和阿拉伯之春等地缘政治危机之后，制造出一轮轮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热点。以塞尔维亚为例，国际资金及关注撤走之后，留下的是本土艺术群体的怅然若失。当然，希望总是有的，毕竟不久之后的 2022 年，就可以在卡塞尔看到来自印尼的 ruangrupa 策划的文献展。何锐安对他者目光的回应，是以亚洲的资本主义主体在时空拓展上的觉醒来展开的。作为被剥削对象的亚洲及亚洲劳动力，本应是“资本主义的矛盾面，现在却成了资本主义的化身。不过，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寄望于亚洲劳工。根据马克思的说法，亚洲劳工被来自东方的专制统治束缚，让他们不可能取得任何阶级意识。”何锐安从互联网上流行的“中国高铁硬币测试”中，抽象出一种以基建和技术的极速发展推动的亚洲式我思故我在：“但在今天看起来，亚洲国家里面，特别是中国，似乎正以金融资本主义过剩的保护伞这样的角色，重新站回历史之中。国家之手使道路平坦，并清除路上的障碍……”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大视野里，亚洲劳工的命运与火车上的硬币无疑，而民族国家与全球资本主义又再次成为主宰博弈的两方。1.72018 年 11 月 9 日的《纽约客》上，出现了一封古巴来信，标题很长，叫：“哈瓦那综合症之谜——几十个美国外交人员和间谍遭受了难以解释的脑损伤，究竟发生了什么？这篇文章读起来像是一篇美国和古巴关系的启示录（apocalypse），开篇不久就启用了冷战修辞：“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专家们被他们目睹的新威胁震慑到了，这是自冷战以来最令人困惑的一宗医疗间谍谜案。这些来历不明的病征难以命名，一些受害者开始称之为‘那个东西’。”文中提及的受害者似乎都看过 1982 年由约翰·卡朋特导演的科幻电影《怪形》（The Thing）。困扰他们的“哈瓦那症候”是指由 2016 年底开始，哈瓦那美国大使馆的 30 多名外交官及其家人相继出现的恶心、头痛、头晕等令人困惑的症状，国家安全局认为他们可能受到了声波袭击。文章作者营造出一种悬疑片般的氛围，比如说被假定为罪魁祸首之一的俄罗斯间谍，会在监视对象门前留下烟头以示警告。然而，冷战有痕的烟头，终究要让位于后冷战无痕的微波，甚嚣尘上的一轮调查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医学专家都没有找到症状的真正的源头，甚至连微波的物质载体也没有找到。神秘的“那种东西”很快将哈瓦那与太平洋另一端的广州联系了起来，2018 年，广州美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也出现了“哈瓦那症候”的类似症状。陈思颖和覃小诗就在这丛思辨实证的谜团中获得了灵感，看起来除了马克思主义和第三世界发展理论之外，未来主义的谍战技术还可以缔结物本体论式的南南想象。她们在 2019 年获得时代美术馆提供的“一路向南”驻地资助并前往哈瓦那，其入选方案就是一个预言性行为。这个行为是为可能发生的全球声波袭击设计的一系列自我防御措施：“V 和我对那些看不见的事物感兴趣——未知的故事，晦涩的起源传说——并为即将到来的更糟糕的状况做准备。我们承诺为你提供一个预兆的预兆，一个感觉的结构，一个诗意保护的入门指南，一个序幕的预览。”1.8是时候预览另一个序幕，想象另一种团结了。1.9在赛鲁比利·摩西的倡导里：“这个艺术事件回应了知识的连结和传递如何强调了亲缘关系，还有在太平洋群岛本土诗歌作为本土艺术家之间连结的模式——在这些地方诗歌意象被用作政治行动的材料和资源。”这种诗意的关系性思考，与黄琨引介并翻译塞蒂亚·哈特曼的文本时提到的跨种族、性别、阶级和文化的交叉性批判不无关联，两者分别将“原住民宇宙观”和“黑人女性”视作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范畴，可以“跨越时空，连接起一些迥异的个体”。“而档案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延续庶民研究对档案的质疑，哈特曼所能采用的史料无一不把受奴役者牢牢裹挟，置于认识论的极限，只有逆着读、反着读、自行补白，才能模糊地现出底片上阴暗的成像。”塞蒂亚·哈特曼在《维纳斯两幕剧》中提出了一种批判性虚构（critical fabulation）的方法，“‘Fabula’（事序结构）指故事的基本元素，它是叙事的基石。根据米克·巴尔（Mieke Bal）的定义，事序结构指‘一系列由角色引起和经历的、逻辑上和时序上相关的事件。一个事件即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角色是行动的主体（不一定是人）。行动意味着引起或经历事件。’”2.0让我们回到 1.1，从马尼拉披肩的故事开始。1 原文Sangley是加禄语，在 16 至 19 世纪西班牙统治菲律宾期间指来自中国福建、广东和台湾的中国商人。该词的中文表述有好几种，其发音可能源自客家话中的“生意（seng-li）”，亦译作“生理人”或”常来人”。作者在这里用“生意人”强调中国商人在菲律宾群岛的当地贸易中所起的中介作用。后文提及黎刹时则用了“生理人”，以呼应“梅斯蒂索人”这一代表西班牙殖民主义的种族区隔和定义。
2 四邑指的是广东的新会、台山、开平和恩平，加上江门则为“五邑”。清朝时期，四邑相比于较为富庶的南海、番禺和顺德在地理上更为隔绝，无法获取广东丰富的海洋和贸易资源，其青壮年劳动力常离乡背井，谋取生计。3 “猪的贸易”一词在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法兰克·萨莱诺合著的《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衰落》一书中用来指南京条约签订后契约劳工的跨国贸易。“猪仔”这一更具口头色彩的表述多出现于华工的自我表述之中，可以华工实录和部分华工撰写的书信和打油诗中看到。4 2019 年 10 月，39 位越南难民的尸体在一辆走私卡车的集装箱中被发现后，部分西方媒体用“箱民”形容这些死难者，以对应曾经用来形容越南战争后逃难到世界各地的“船民”。5 指的是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鼠疫的三次全球大流行中的其中一次，从中国云南爆发，转移至广西、广东，并最后传入香港。1894 年的香港鼠疫开启了现代流行病学治理的重要一步，细菌学家首次在香港分辨出导致鼠疫的病原体鼠疫杆菌。6 见时代美术馆微信公众号 4 月 3 日刊文《有机团结的风景——1998年以来的印尼当代艺术团体》本文素材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
艺术百科全书
转载请注明：艺微客 » 南方以南：地理之外，地缘之内 | 线上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