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毓修，字星如，号留庵，自署小渌天主人，1871年6月29日生于无锡城郊孙巷，幼得庭训，擅作骈体文，后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他曾随师缪荃孙学习版本目录学，1895年中秀才。但他认为“科举已成弩末，神州多故，非开径自行，决不足以问世”，旋后在苏州师从美国牧师赖昂女士学英文。他经与国文反复比较揣摩，懂得中与外有异文而无异理，遂将学习心得写成《中英文字比较论》一卷。1907年，他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高级编辑，编辑中小学教科书，主编《童话》、《少年杂志》等。孙毓修先生是中国早期童话的创始人，对其在这个领域的巨大成就，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研究。但笔者认为，孙毓修还是卓有建树的藏书家。他用自己的实践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许多多名目各异的公私藏书楼，保存了大量的书籍，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做出过重要的贡献。涵芬楼是商务印书馆上海时期的藏书楼，它的创立可远溯到1904年。当时，戊戌维新人物、翰林出身的张元济主理商务印书馆的编务。在主持编译所工作的过程中，他意识到图书资料建设的重要性，陆续购置了不少书刊资料，但苦于找不到好的善本，于是设立图书室，供编译所同仁参考、使用。当时，图书室并没有正式的名称。孙毓修进商务印书馆以后，由于他旧学根底深，又懂英文，对东西学都有造诣，被张元济选为筹建图书馆的主要助手，大量收集中外各类藏书。孙毓修从收集开始，认真鉴别版本的真伪，收集真正的善本;继而将视野扩大到国外图书。凡遇国内各家藏书散出者，他总是尽力搜罗;日本欧美各国每年出版的新书，也尽量购置。他多次行走在南京路上看到英国人开办的“上海图书馆”，而中国自己却没有，非常感慨，于是，萌发开办图书馆的想法。

　　1909年，在商务印书馆图书室的基础上建立了图书馆。孙毓修提议，以张元济先祖藏书处“涉园”作为图书馆的正式名称。张元济认为不是很妥当，委托孙毓修另外想一个名字。他反复思量，最后以“涵芬楼”作为图书馆的正式名称，取善本书香、知识芬芳之意。

　　孙毓修应该算是涵芬楼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任“馆长”，虽然当时并没有这个名称。他从选购旧书、鉴别版本，到联系配抄、组织修补等事情都亲力亲为，做了大量的工作。涵芬楼所藏中华善本多为真本，这是和他慎重采购、严格把关分不开的。后来，在张元济的支持下，他编辑了《借阅图书规则》和最初的善本书目。经过十多年的筹划，“涵芬楼已经成为东南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的私立图书馆，它所藏古籍善本更是富甲一方，称盛一时。据粗略统计，涵芬楼藏有宋本129种，元本179种，稿本71种，抄本460种，名人批校本288种，其中尤为珍贵者有宋刊《六臣注文选》、宋黄善夫刊《史记》、南北宋配合的《南华真经》等”[1];另有濒于失传的《永乐大典》十二卷。

　　涵芬楼还以收藏遍及中国22个行省及边远地区的2641种地方志为特色，其入藏的厅州县志种类之多、收藏量之丰富远远超过各家公立图书馆。在外文书刊方面，涵芬楼收藏有数套欧洲科学杂志，其中有全套的荷兰《通报》、英国《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这两种杂志由早期的外国汉学家创办，是研究18世纪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基本参考书。涵芬楼还收藏晚清以来，我国各地出版的各种报纸、杂志，收藏完整的有上海的《时报》、《民国日报》、《神州日报》，天津的《大公报》;杂志如《新民丛报》、《国闻周报》;以及商务印书馆自己出版的《小说月报》、《绣像小说》等等。除书、报、杂志外，涵芬楼还收藏了5000张照片、地图、图表和绘画。到 1924年，涵芬楼藏书己经达到 463083卷，成为当时最大的藏书楼。于是，张元济决定把它改组成公共图书馆，对普通公众开放。商务董事会决议用累积的资金11万银元兴建一座五层混凝土大厦，定名为“东方图书馆”。1925年，涵芬楼与商务编译所其他中外新书并成一处，正式改称东方图书馆，并于1926年建成开放，起到了开启民智的作用。

　　由一家私营出版企业的小型内部资料室涵芬楼，发展成颇具规模的公共图书馆东方图书馆，这确实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的一大进步。

　　涵芬楼及东方图书馆丰富的善本珍藏，为商务印书馆影印古籍做了充分的储备。孙毓修先生笃好版本目录学，在版本目录学著述方面，颇有建树。他在涵芬楼期间，参加了古籍整理事务和古籍出版工作，编写出版了部分版本学、目录学的著作，著有《涵芬楼秘笈》丛书，开商务印书馆辑印古籍丛书的先河;又著有《永乐大典考》四卷、《事略》二卷。他曾主持影印《四部丛刊》，先后出版了《四部丛刊初编》、《四部丛刊续编》、《四部丛刊三编》。他为了搜集善本，三年中往来于南京江南图书馆及常熟铁琴铜剑楼不下十余次，撰成《江南阅书记》一卷，详叙本末，以资考证。他还是个藏书家，收藏珍本数万卷。他将收集所及，撰成《重印四部丛刊书录》。

　　孙毓修先生在主持影印《四部丛刊》期间，实际上担任着“副主编”的角色。他的《重印四部丛刊书录》是民国年间重要的版本目录著作之一。他在编辑出版《四部丛刊》初编期间及以前，收集选择版本，编写过大量的“校勘记”。从他与张元济的来往书信148封的内容来看，大多为版本考证和旧书校勘重印之事，可知他多年来一直协助张元济从事古籍整理工作。

　　《中国雕版源流考》(1918年)是孙毓修的代表作，也是最早的一部中国版刻学史专著。此书20世纪30年代大量发行，在图书馆界影响较大。另外，孙先生还著有一部五十万字的版本目录学著作《书目考》，著录古今书目六百余种。十几年前胡道静先生曾介绍过它，称其是一部搜罗宏富的“书目资料长编”[2]。

　　涵芬楼丰富的藏书一方面为“商务”的古籍影印与流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版本资源，另一方面也为馆内外的许多学人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当年“商务”的文化名人后来都不约而同地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这点。茅盾曾经在《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中回忆说，他早年在“商务”不图名不图利，“只贪图涵芬楼藏书丰富，中外古今齐全，借此可读点书而已”。可以说，当时“商务”培养出的众多的各方面人才，没有不曾受过涵芬楼丰富藏书滋养的。而孙毓修先生对涵芬楼的贡献则当为后世所铭记。

　　注释：

　　[1]周武、张元济：《书卷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

　　[2]胡道静：《孙毓修的古籍出版工作和版本目录学著作》，《出版史料》1989年3、4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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