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图2
图3
图4
清代雍正时期,民窑瓷器上出现了一种类似“太阳”的纹样(图1、图2),值得关注。这种纹样以中心一个圆球表示太阳,圆球周围放射状线条象征阳光和热能的发散,符合古人想象中的太阳形象。将太阳作为纹样主体,无论是明代还是清早期的瓷器上似乎都没有先例。雍正时出现“太阳”纹,应有其特定的原因。
经查考,瓷器上“太阳”纹的出现,很可能跟清代民间流传的一种祭祀习俗有关。这个习俗叫作“太阳生日”(也称“太阳诞辰节”等),主要流行于东南沿海和台湾地区。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太阳生日”的来历。这个习俗与明末崇祯帝之死直接有关。1644年3月19日,崇祯帝在北京煤山上吊自杀。两个月后,弘光帝在南京即位建立第一个南明政权。第二年清明时节,南京城内外贴出许多传单,呼吁纪念先帝。其文曰:“端阳竞渡,吊屈原也;寒食禁烟,哀介子推也。三月十九,为先帝、后衔愤宾天之日,攀髯莫及,吾辈于郊外结社醉酒,以志哀恨。”太常少卿张元始也上疏建议:“应敕天下,凡遇三月十九日,止音乐,禁屠宰,并停士民嫁娶、各衙门轻重刑罚。一以志故宫黍离之难,一以激中外同仇之愤,直待函逆闯首,告先帝灵,而禁始弛可也。”可见,崇祯之死在当时汉民心中留下了深切的哀痛,欲立三月十九为悼念日。
随着清军南下,弘光政权和其他南明小朝廷先后被灭,大规模抗清斗争归于失败。此时,东南沿海一带民众对崇祯帝的怀念转向隐蔽,发明出一个三月十九是“太阳生日”的故事,借此在这一天祭奠崇祯先帝。为什么称“太阳生日”呢?浙江鄞县人徐时栋(1814—1873)曾经在他的《烟屿楼笔记》中记载过一个解释:“国家定鼎之初,吾乡遗老最盛。感怀故国,每以庄烈帝(崇祯)死社稷之日,私设野祭,相聚拜献。而事关禁忌,不敢明言,于是姑妄言之曰:此太阳生日之日也。日(太阳)以当君,托生日以代忌日。”
台湾也有相似的三月十九祭祀太阳的习俗,称“太阳公祭”,或“太阳诞辰节”。有台湾学者考证其来历:“明郑时代,定于此日面北遥祭崇祯亡灵。清统一台湾后,台民假托祭拜‘太阳公’(‘太阳’暗喻‘大明’),将此俗延续下来。”可见这个习俗在两岸的说法虽有差异,但大体相同。
又据连横《台湾通史》“风俗志”的说法,“太阳诞辰节”起源于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对三月十九这个日子特别重视。康熙十六年蔡寅假托朱三太子于三月十九日起兵;雍正四年、六年在台湾破获两起父母会结盟案件,结盟的日期也都是三月十九日。所以连横认为,太阳生日习俗起源于雍正六年之后,并且“应当始于天地会,后来才传播到闽南民间。”
我们梳理“太阳生日”民间习俗的资料,它应该有个发生、发展的过程。连横先生的观点值得重视,天地会的推动很可能是这个习俗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为什么雍正年间瓷器上会出现太阳纹的原因所在。因为瓷器纹样的生产有极强的互动性,一个势力很大的组织的需求,是瓷器产品留下特定印记的合理缘由。
然而天地会毕竟是一个地下的反政府组织,瓷器上不可能大规模地留下这个组织希望留下的印记。所以,“太阳”纹存世的数量其实并不是很多。真正大量地用来满足天地会以及汉人怀念前朝这种精神需求的瓷器纹样,可能是另一种从“太阳”纹演化出来的“太阳花”纹样(图3、图4)。
从造型来看,“太阳花”纹与“太阳”纹有相似之处:花的中间也是一个圆球;四周的叶片长而尖,像四射的光芒。不过它看上去的确更像一朵花了。用“太阳花”代替“太阳”纹,应该是民间工匠使用了官府高压下常用的变形手法,来躲避危险的政治迫害。
以“太阳花”纹代替“太阳”纹,现实中或有原型依据,那就是“向日葵”。向日葵是明晚期传入中国的一种植物,清代已经比较常见。它不光花形像太阳,花名也有称“太阳花”的。
从时间上看,“太阳花”纹样出现于清代中期,比“太阳”纹要略迟一些。图3只有一朵“太阳花”,数量上与“太阳”纹一致。图4有三朵“太阳花”,还有器物有更多朵数的“太阳花”,应该是从一朵发展出来的。
从纹样的配饰看,“太阳花”纹使用了一种以盘曲的线条来配饰主体纹样的方法。这种盘曲的线条,可以看作是抽象的枝叶,也可以看作是烘托太阳的云团,同样是一种掩人耳目的手法。
从纹样的用法看,“太阳花”纹样大量出现于瓷盘之上。这种瓷盘的一种重要使用功能是在祭祀场合摆放供品,这与“太阳生日”祭祀活动又有某种内在的关系。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瓷盘上的“太阳花”纹样就不仅仅是一朵花那么简单了。在清代汉人眼里,“太阳花”纹至少在出现之初象征着他们心目中神圣的“太阳”!这个“太阳”寄托着他们对前朝先帝的情感和“反清复明”的理想。这也是清代中后期,“太阳花”纹样在民窑瓷器上大量使用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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