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皇帝在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三月下达上谕，诏令张玉书、陈廷敬等人，组织了当时翰林院的学士、编修三十人，按照字典编撰式例编撰而成的一部划时代的字书。该书前后用了五年多时间，至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乃成。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康熙字典》的文字、体例、编撰过程等方面的考证，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问题是，《康熙字典》既然是皇帝亲自下诏书编撰，便和民间私人著述不同，它不是一本纯粹的学术典籍，仅仅关注其学术意义，未免会对学术背后的政治语境有所忽略。有鉴于此，本文尝试立足于政治、学术的角度，着重分析以下两个问题。

　　从“上谕”和“序言”看

　　《康熙字典》的现实政治意图

　　康熙四十九年三月初九，上谕南书房侍直大学士陈廷敬等，康熙皇帝说：“朕留意典籍，编定羣书。”连年以来，编订了《朱子全书》、《佩文韻府》、《渊鑑类函》、《广羣芳谱》等各种典籍，因此，理解《康熙字典》的政治学意义，不应孤立地瞄准这一本书，而应将其和其它典籍并列齐观，即放在康熙何以要编撰书籍这一文化背景下加以勘察。康熙御定可《朱子全书》，朱熹乃是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皇帝编撰此书，本是鉴于此书本指隐没，因此“表彰朱子之学，而睿鉴高深，独洞烛语录文集之得失”，才命令大学士李光地等汰其榛芜，存其精粹，以类排比，“奉此一编为指南，庶几可不惑于多岐矣”。

　　1.所谓“惑于多歧”，就是流于怪力乱神之道，也就是说思想上走上异端。因此，康熙下令编撰此书，本来有统一思想的目的。清朝制度规定讲解儒家经典，必须以宋儒朱熹的诠释范本为依据。科举考试必须按照宋儒的传注，用八股文取士，钳制思想。所以说“凡可以禆世敎、励民风者，脩眀补正”。

　　2.就是要有助于世间教化，使民风归于王化的雅正而不要犯上作乱。从这些话头看来，康熙的文治政策带有相当明确的政治意图，而不像我们现在学人对待《康熙字典》时那样，一味追求纯粹的学术“真知”。这里附带指出一点，从古典文教看来，其学术与现代人的理解虽有相似之处，但却有根本的区别。相同的一点是，古今学术都是追求真知，古人讲究“信”，鄙视“曲学”。但不同之处在于，古人的学问“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经传和孔子是其衡量的标准，而学术则以是否合乎科学为皈依。

　　在古今之争的视野下考察《康熙字典》，则会获得新的理解。宋明理学到清代已经渐趋末流，沦为政治的附庸，这才有清代朴学的兴盛矫正宋学的流弊，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宋之争成为学界的主要思想分歧，最后以朴学的获胜暂告一段落。这意味着，当政治强权压制思想的时候，儒生便会采取纯粹学术的手段。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康熙字典》的编撰不应仅仅看作是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更应该将其放到政治—思想的大背景下予以理解，从这个视角看，其学术的政治意味就凸显出来。因此，与诸家关注《康熙字典》本身的纯粹学术价值不同，本文关注的重心是该书所承载的教化意义和伦理价值。

　　文治是以政治大一统为其前提，从秦始皇的“书同文”到汉代撰述《说文解字》《方言》等书籍，其中都以统一为其背景。比如说，《方言》撰述本来属于周秦一种制度，“周秦常以嵗八月遣輶轩之使，求異代方言，还奏籍之，蔵于祕室”。这个制度类似于后世的民间采风，是从民间搜集资料，但目的还是为“流化于民”和“王教”。

　　3.从王教的角度理解字学之书，就不会单单将其归于学术研究，而有着甚广的社会政治目的，康熙在上谕中说：“兼之各方风土不同，南北音声各異。”对儒生而言这是个整理文字的学术工作，但对雄才大略的康熙来说，未始没有同文的政治目的。所以，在《钦定四库全书御制康熈字典序》就揭示了其政治教化的文教意图，如：

　　易传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周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保氏养国子教以六书，而考文列于三重、盖以其为万事百物之统纪，而足以助流政教也。”

　　在古典时代，经学是民族文化价值的源泉，是政治教化的归宿和标尺，所以序言首先引述经学，这个叫做“考信于六艺”，然后说明编撰的目的，一则是出于学术需要，毕竟以前的书籍不够完善，有遗漏和缺失，最后归结到教化意图上来，这话也说得明明白白：

　　凡五阅岁而其书始成，命曰字典，于以昭同文之治，俾承学稽古者得以备知文字之源流，而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守焉。

　　康熙的文治当然是古典政治时代文治的延续，但不同的是清代文字狱的兴盛，因此这便在其文治中凸显出自己的特点。

　　《康熙字典》编纂过程中的政治案件

　　《康熙字典》由皇帝钦定，这自然赋予其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地位。联系当时的政治现实，满清入关之后，为强化文化思想的专制统治，大搞文字狱，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康熙字典》产生了许多政治案件。

　　王锡侯《字贯》案是涉及这本字典权威的一桩文字狱。其得罪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对《康熙字典》纠谬;其二，对清廷皇帝没有避讳。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江西新昌县(今宜丰)棠浦镇沐溪村举人王锡侯认为《康熙字典》收字太多，“学者查此遣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且字与字之间没有联系，“字犹散钱”，他便想出“以义贯字”的方法，把音或义相同的字，汇萃一处，编写出了一部名为《字贯》的新书。《字贯》出版后，江西巡抚海成报告乾隆帝，说有人揭发江西举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并据以另刻《字贯》，海成建议革去其举人。乾隆皇帝原来并不以为意，但看了随同奏折附上的《字贯》后，发现“凡例”未避圣祖(康熙)、世宗(雍正)的“庙讳”和他的“御名”，这大大触怒了皇帝，认为这是“深堪发指”、“大逆不法”之举，应该按照大逆律问罪。并且迁怒海成，给军机大臣的“谕旨”训斥道：海成既然经办此案，竟然没有看过原书，草率地附和幕僚的意见，而那些“大逆不法”的内容开卷就可以看见。乾隆皇帝责问：“海成岂双眼无珠茫然不见耶?抑见之而毫不为异，视为漠然耶?所谓人臣尊君敬上之心安在?而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之义安在?”

　　十二月，王锡侯被满门抄斩，“被诛时情状甚惨”(《盐乘》)，凡为王锡侯的诗文写过序、唱过赞歌的一律予以制裁。办理《字贯》案件时，“漫不经心”或“不能检出悖逆重情”的官员都予以处分。乾隆认为，江西巡抚海成只将王锡侯“仅革去举人审似，实大错谬”，判以斩刑。而王锡侯七十九本著作，十七件手稿，已印好的二百六十一部《字贯》，各种书版二千一百七十四版，以及《明诗别裁》、《古学指南》九种五十二本藏书全部销毁，王锡侯也成了封建专制的牺牲品。案件还牵连到地方上下官员、士人近百人受到惩处。这起残忍的文字狱，更加凸显了《康熙字典》的神圣地位，这种杀一儆百的极端专制手段强化了其权威性。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四库全书》纂辑成书，总纂官纪昀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收录的书籍都要摘举要点，考其源流得失，进行褒贬评价，而对《康熙字典》，只是以溢美之词大加恭维：“无一义之不详，无一言之不备。信乎六书之渊海，七音之准绳也”。

　　这个案件说明，《康熙字典》并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从传统的小学理解只是其一种角度，除此之外还应该有更多的理解角度。从文字狱来理解固然不错，但是应该注意到文字狱是古典文教传统发展到极致的产物，只有在“先王之教”的古典政治语境中，文字狱这种思想控制手段才会得到理解。

　　上文已经提及这个问题，文化事业绝不是仅仅脱离政治环境的、象牙塔式的、纯学术的东西，而是与现实政治密切关联。但问题在于，随着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随着西方学术思潮的输入，学术脱离政治而独立，现代学者将此看作文化进步的产物。在此观念影响下，《康熙字典》的现代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纯粹学术的色彩，纯粹学术兴趣使我们遗忘了本是“王化”事业组成的古典学术方式。而古典学术方式和现代学术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以某种所谓客观的、科学的“真理”为其前提，而是着眼于现实之价值意义关怀。一言以蔽之，古典学术的学术目的是当下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勘察《康熙字典》的政治学问题，就不能单单以进步或是落后为标准，而应考虑王化之教的古典背景。

　　安徽师大已故教授张涤华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一篇长达三万多字的题为《论〈康熙字典〉》的论文，全面论述了该书。1983年，张涤华先生编选出版了自己的论文集《张涤华语文论稿》，也把这篇《论〈康熙字典〉》编选了进去。该论文的贡献是，从政治的角度对此书进行了一个圆照的分析。其论编纂这部字典的原因或目的归为三点：第一，玩弄过去封建王朝的老圈套，借修书来笼络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怀柔手段;第二，采用过去封建王朝的又一骗人手法，在武力大肆镇压之后，来一套稽古右文的把戏，借以点缀升平，炫耀新朝的文治;第三，通过修书，检查并销毁一切不利于清朝的文献记录，借以加强封建统治。

　　张先生的议论虽然批评多了一些，但是足以启发我们，《康熙字典》是一种政教手段，只有“怀柔”，知识分子才会服膺现实政权，这对于国家是有益的。古人说，骑马打天下，而治理天下要靠儒生，“稽古右文”、点缀生平、销毁禁书，正是高明的政治策略，这无可厚非。“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食古不化的腐儒理当受到查处。不过，统治者应当采取更为宽厚的手段，动辄满门抄斩的封建做法只能招来更多反抗。

　　参考文献：

　　[1]《朱子全书》提要.

　　[2]《佩文韵府》序.

　　[3]《四库提要》“经部十·小学类一”.

　　[4]许冲.上说文解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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