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与本土经验的结合下，民族国家建构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核心话语与集体诉求。[1]然而，面对传统中国多元族群并存的现实环境，近代中国的国族建构一开始就与民族、领土问题相互纠缠。因此，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内容就是确定中国的“民族”疆界，对人而言是建设“中华民族”，对空间而言是确定“中国领土”。[2]为构建全新的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知识界在近代中国“旧邦新造”的学术转型话语中，在时间层面，透过浸染民族主义与启蒙思想的“现代史学”话语，从而建构一套新型的共享民族历史知识与记忆，以确定“中华民族”的同一性;[3]在空间层面，则通过大规模的近代地理志书编写与地图测绘，以确定近代中国的领土空间。这种详细划分的民族国家知识建构，力求将中华民族在时空上整合为一体。换言之，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话语的建构中，往往通过历史记忆与地理陈述持续互动的方式，共同论证传统中国经过漫长的“领土历史化和历史领土化的过程”，[4]最终走向成熟的民族国家。
在新学术风气的影响下，历史地图编绘以其连接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优势，逐渐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学术话语中最重要的空间体验与知识符号。自清末开始，通过设计新的历史地图论述，借以证明中国现实疆域空间所具有的历时性的深度联系，这种视觉化的历史空间书写逐步成为近代中国培养民族感情与国家观念的关键之举。近年来，地图学史的研究越来越注重从“知识史”的路径阐释地图编绘背后的文化权力运作与知识建构方式，然而，目前我们对近代中国历史地图编绘史的研究过多聚焦于编绘技术的演变方式，特别是图绘内容的准确性与科学性，未能将历史地图这一独特的地图文本放置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社会语境中。[5]在本文中，笔者旨在考察清末民国中国历史地图编绘的知识建构过程，通过比对不同历史地图文本论述中的持续性与断裂性，找寻近代中国领土空间建构与历史空间书写之间的纠葛关系，进而反思历史疆域与现实领土、国族建构与学术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
九州图式与近代困境:
传统王朝国家语境下的历史地图编绘
在中国传统“王朝国家”时代，通过历史地图考证古代地理问题一直是个传统。一般而言，通过考证《禹贡》经典文本，进而梳理王朝疆域版图内的政区沿革，以确定王朝国家时空秩序的法统性，这成为历代王朝对疆域空间进行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6]自汉晋以来，历代王朝知识阶层所编绘的各类历史地图层出不穷，或为解经之用，或为读史之助。这种基于“王朝地理学”话语体系中的历史地图编绘，往往带有论证传统政治空间秩序的意义，成为王朝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7]特别是在晚清危殆的政治局势下，通过对古今政区沿革空间的刻绘，总结其中“治化兴替，利病之由，形势轻重，兵家胜负之迹”，[8]进而巩固王朝统治，这不仅是19世纪后半期中国历史地图编绘的主要目的，亦是传统中国沿革地理学兴盛的标志。其中，杨守敬等人编绘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与《历代舆地图》，在远绍道咸学风之基础上“创为读史地图”。[9]该图比此前任何一套历史地图都更为详尽准确，堪称是传统王朝国家语境下最权威的历史沿革地图集。[10]
细究以杨图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历史沿革地图文本，可知其编绘方式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首崇“九州”，即在开篇阐释《禹贡》九州的大致范围，并以山川为纲，“茫茫禹迹，画为九州”，作为华夏地域空间的法统性开端。二是以朝代为纲，以历代正史《地理志》所载王朝政区疆域作为图绘内容，通过描绘历代王朝版图内地理沿革的空间过程，来确认王朝空间秩序由高到底的层次性。三是附以历代“四裔图”，通过对古今“华夷秩序”的描绘，来确定“中心一边缘”文明圈层的差序格局。换言之，中国传统历史沿革地图的编绘，作为王朝国家疆域秩序与政区定位的时空档案，其上溯九州是为说明王朝疆域的法统背景;正面标示历代正史地理志所绘疆域则是象征王朝正统性的地理框架;对历代周边蛮夷分布的描绘则是王朝“大一统”背景下“天朝万邦”政治秩序的有力体现。这种基于王朝国家话语下的中国传统历史沿革地图编绘，通过对华夏空间“正统性”与“华夷秩序”的强调，进而建构出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九州图式”，这成为帝制时代评价王朝“疆域空间”正统性的核心话语。[11]
应该看到，上述以杨图为代表的传统历史沿革地图编绘，往往重点描绘长城以内中原王朝的疆域空间，而对周边民族地区的描绘甚少涉及，即使偶有论说，亦是一种陪衬与点缀，[12]故王朝国家语境下历史沿革地图的编绘虽蔚成大观，隐含的却是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汉族空间”中心意识。然而，在晚清业已开始的民族国家建构中，这种基于王朝国家秩序的历史沿革地图编绘，不可避免地走向近代困境。这种困境表现在时间层面，就是要突破传统王朝国家承续的历史循环结构，展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必然性;表现在空间层面，就是要突破传统疆域叙述中有边无界的“疆域空间”论证现代中国“领土空间”主权建构的合法性;表现在主体层面，就是要突破以汉族为中心的主体叙述模式，展示中国境内各族群经历了怎样的融合过程，最终成为统一的“中华民族”的主体过程。
最早注意到传统历史沿革地图编绘局限性的是日本学人。明治二十九年(1896)，重野安绎与河田罴编辑出版《支那疆域沿革图》，各图内容虽以杨守敬《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为基础，但多有增删。底图则采用现代精确测量图，编绘夏至清历代疆域图共计16幅，可以说是首部新型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前后修订达7版之多。与中国传统历史沿革地图相比，这部《支那疆域沿革图》在历史空间书写上独具特色，特别注意对中国边疆民族地理空间的叙述与表达。诚如编者“例言”所说：
支那历代沿革图有我安政中二宫氏校刊《唐土历代州郡沿革图》及彼土明末王光鲁撰《阅史约书》，清同治中马征麟撰《李氏历代地理沿革图》，光绪五年杨守敬、饶敦秩同撰《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等。然详略不一，且止于长城以内，不能知塞外形势。杨撰末附四裔，亦概略而已。抑如汉唐其版图，远及四边，又塞外诸国为历代通患，竟至辽金元清，皆进取本部，尤不可不审其形势。故此图以清国版图为基，详载塞外诸国沿革。[13]
这种基于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下的历史地图编绘，首次将中国周边民族地区置放于与内地对等的空间格局之下，进一步打破了中国传统历史沿革地图编绘的等级化特征。在时间之维上，这部历史地图第一次将清末中国地图纳入历史地图的写作中，并将中国台湾画入日本版图，以凸显“日本进步一中国停滞”的二元时空结构。同时，作者以中国历代疆域兴衰为参照系，认为中国在汉唐元清时代之所以版图广大，是因为皆以武力立国，而近世中国之所以割地日衰，就是因为兵势不振，徒兴文治。因此，作者在书中断言：“凡建国本于武则强，基于文则弱”，[14]以符合当时日本急于武力扩张的现实形势。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由日本人编绘的新式中国历史地图集，在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颇为流行，个中原因除去其体例之新、印刷之精外，当与其编绘内容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现实有关。例如夏曾佑在编写《中国古代史(上)》时，在叙述三国疆域与两晋疆域沿革时，就直接抄录了《支那疆域沿革图》及其略说。[15]光绪三十一年(1905)，武昌中国舆地学会即将此书翻译为中文，题为《校译支那疆域沿革图》。清末出版的《译书经眼录》一书也评价道：“(此书)铜版着色，精细可玩……俾读者左图右史，互相发明之用。”[16]民国时期何多源编著《中文参考书指南》，对此书更是赞誉：“所绘之图，不以中国本部为止，其塞外诸国形势亦收在内，而以颜色分别之，读中国历史舆图，此为较善者。”[17]
然而，伴随近代日本对外武力扩张的过程，日本急需摆脱在东亚范围内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空间书写，以树立其在东亚的领导地位。《支那疆域沿革图》这种以“支那帝国”为范围的历史空间书写，尽管是以中国历代疆域变迁为参照系，以支持日本“以武立国”的国策，但隐含的却是对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的认可。因此，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地图编绘不足为甲午战后日本树立东亚“霸主”地位提供新的支持。同时，为对抗西方世界在东亚范围内的力量存在，日本学界进一步创造出包括中国、朝鲜、印度等东亚诸国在内的“东洋”概念，[18]以抗衡“西洋”世界秩序。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日本的“支那史学”开始向“东洋史学”转变，[19]日本对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也逐渐摆脱“支那疆域沿革图”的范式，逐步向“东洋历史地图”或“东洋读史地图”转变。
联系日本“满蒙回藏鲜”之学兴起的背景，可以看出近代日本学者力求破除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空间叙述，特别注意中国周边民族地区历史地理形势的学术旨趣，其背后所蕴含的是日本知识界对“东亚”知识霸权的觊觎。这种在东洋史背景下的历史地图编绘，将传统中国解释为不同的王朝，而现实中国只应是“汉族为主体，居住在长城以南、藏疆以东的一个国家，中国周边的诸多民族不仅不是一个共同体，满蒙回藏朝等都在中国之外”，[20]以符合日本帝国主义向东亚周边地区进行空间扩张的现实需求。换言之，诸多版本的“东洋历史地图”或“东洋读史地图”通过论述东洋历史空间中各民族的消长关系，特别是通过强调异民族统治汉族的历史，从而暗示现代中国“不是一个连续的民族主体，而是被世界不同列强所瓜分的领土”，并以此来论证“中国民族主体的不完整性及其早丧”。[21]
因此，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语境下，传统王朝地理学语境下的历史沿革地图，显然无法满足“改造国家”历史作用;[22]而近代中国自日本译介的诸多东洋为背景的历史地图，尽管为晚清士人暂时提供了“回答现实中人种/民族竞争的历史文本”，[23]却无法真正解决近代中国“疆域空间”向“领土空间”转型的合法性问题。有鉴于此，自清末开始，由本土知识分子编绘的新式历史地图从无到有，逐渐成为一项专门之学。这些新式历史地图在编排结构、内容叙述文本形式上，都与传统历史沿革地图有较大的区别，不仅赋予了“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还成为向“国民”灌输新式领土观念与主权意识，构建多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
“疆域空间”与“领土空间”：
清末民初国族建构下的中国历史地图编绘
清末民初，现代中国的“领土空间”与传统中国的“疆域空间”开始发生交错，而如何论证传统中国“疆域空间”向现代中国“领土空间”转型的合法性，如何重新界定这两者的关系，并以此重建多民族的现代中国国家认同，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由于满汉对立，族群界限与国族界限相互纠缠，这种困境不仅成为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内在起点，同时也预示着中华民国的领土空间与族群关系直接继承于满清政权。[24]因此，在民族主义作为原生动力的刺激下，依托于清末民初新式出版机构的普遍建立以及西方绘图技术的广泛传播，中国本土学者编绘的新式历史地图相继出现，日益呈现多元化的中国历史空间论述。
1、以“尚武”为归旨的历史军事地图编绘
20世纪初年，在救亡图存与富国强兵的思潮下“军国民教育”与“尚武精神”相互结合，成为新式知识分子建构国家认同的主要话语之一。[25]对此，梁启超就说：“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也。”[26]刘师培亦言：“我们中国的百姓，不晓得尚武的道理，就一天不能立国了。”[27]在这种情况下，为表彰中国历史上开疆拓土、平乱御敌之光辉业绩，建构一整套的战争英雄谱系，激发民族自豪感与爱国精神，以“尚武”为中心的历史军事地图首先成为新式历史地图编绘的主要内容。
据现有资料来看，清末以来最早编绘中国历史军事地图的是湖南浏阳人卢彤。早在清末宣统年间，卢氏就编绘了一套以“中国”为图名的《中国历史战争形势全图》，开创近代中国历史军事地图编绘之先河。全图采用现代西方绘图技术，彩色石印，另附图说一册，以“黄帝破蚩尤涿鹿”图始，至“左文襄公由陕甘定新疆”图结束，共有正图44幅，附图132幅。[28]从图集中对战争英雄的谱系叙述来看，绘者多奉黄帝、岳飞等汉族英雄为圭臬，故仍有较为狭隘的“种族民族主义”情绪。[29]此套图集绘成后，先后呈报晚清学部与北洋政府，经审定后颇具好评。如1913年北洋政府陆军部就批示道：“该著考据确凿，图说详明，诚为考古史学之阶梯，以之列于文武各学校，不独开治史之门径，兼可收尚武之精神。”1915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亦评价：“(此书)采辑渊富，刻印精密，点缀行军之标记及小注战史之原委，提要钩元，了然在目，其于各学校生徒及地理历史教员习史志深程时，有关于历代用兵成迹者参互考证，获益良非浅显。”[30]
民国初年，卢彤又在此书的基础上，进一步编绘《中华民国历史四裔战争形势全图》，全书有正图48幅，附图136幅，另附图说1册，亦为彩色石印，同年由南京同伦学社出版发行。在近代中国“英法启衅，祸变旋生。琉球灭、安南亡、台湾割，藩篱尽失，门户洞开。东则老林窝集不足限戎马奔驰，西则喜马拉雅不足绝强邻之窥伺。美雨欧风，实逼处此”的边疆危机下，作者进一步“编次是图，启第便学子之推崇，抑亦当世外交之殷鉴”，实寓“对外御侮”之经世精神。[31]不唯如此，面对近代西方地图学与军事学日新月异的情况，作者更是感慨：“夫泰西图绘战绩，于两军驻地兵线进行，历历如指掌。披其图者，较诸亲历战线为更悉。……吾国军事学方始萌芽，自不逮泰西之翔实，此尤私心之隐恨耳。”[32]因此，在战例选择上，与前述《中国历史战争形势全图》注重王朝内部战争胜迹不同，《中华民国历史四裔战争形势全图》以国史上“边地之夷险、外情之变幻，与夫英主杰士筹防应敌之得失”为主，以求“对内必有褒贬之微词，对外尤有激厉之远旨”。[33]同时，此图所宣扬的战争英雄谱系，已经超越单纯的汉族英雄叙述，转以历史上开疆拓土、扬威异域，增进国家光荣、促进国民进步者为依归。[34]从上述谱系结构的转变来看，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后，一般知识阶层已逐步认识到单纯汉族国家建国的局限性，开始认同于多民族国家的建国模式。[35]
承其余绪，1920年，湖南邵阳人欧阳缨也编绘了一套《中国历代疆域战争合图》，并于同年由亚新地学社出版发行。是图“上起五代，下迄民国，殿以古今世界参照图，于我国五千年历史搜采靡遗，专饷中学以上之留心史地者”，[36]图中先列疆域之广袤，次详战争之得失，故定名为《中国历代疆域战争合图》，共有正图46幅，是目前所见第一部纵贯古今的历史疆域与军事地图合集。尽管图中对中国历史“疆域空间”的描绘，大致以正史地理志所载王朝政区版图为准，然而，作者着力刻绘传统中国“四裔”空间的范围，对非汉族中国的王朝疆域版图亦予以重点强调。如对元清两朝均冠以“极大版图”或“大一统图”，以表彰其建构多民族国家“疆域空间”的合法性。同时，作者还将近代列强对华侵略战争绘制成图，以增强国民之“国耻”意识，激发读者“还我河山”的强国意志。此外，作者还对中华民国“领土空间”进行描述，对建构新的多民族国家之合法性进行论证。特别是新增之“中华民国五族共和图”意义极为深远，图中文字记注：
五族分布地域，特据大势略为区别。至语其详，满洲、内蒙、新疆、川边等处，汉族之移殖者既多，甘肃、陕西等处，回胞之移入者亦不少，而新疆、青海之北部又早为蒙族所蕃滋，且地域接近、交涉繁殷，经数千年之化合，势难强为区分。阅者心识其意可也。[37]
欧阳缨的这番论述，从空间布局上阐释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态势，这就对清末民初边疆独立倾向提出强有力的质疑，也进一步论证了现实中国“领土空间”继承的合法性。同时，鉴于传统历史沿革地图“皆详于域内，至于先民推测而得之大九州，足迹多经之三州五海，兵力所及之欧北非东，未有入于图者”，[38]故在疆域战争而外，作者特意加绘“工程如夏禹之平水土，秦皇之筑长城，隋炀之治运河;交涉如甘英之临四海，玄奘之使天竺，郑和之下西洋等。或存利济纪念，或开拓殖先声，必特别纪念以表先贤远略，而唤起国民雄伟之精神”。[39]
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看，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建构新的国族主义化的“新史学”，其核心内容就是对国史上开疆拓土、宣扬国威之“民族英雄”进行建构，使之转化为国族认同的文化符号。应该看到，《中国历代疆域战争合图》亦是在此思路下对传统话语资源的再创造，尽管作者仍浸染传统王朝地理学的“华夷”观念，但在民初多民族国家建构之大背景下，作者一方面通过“表扬我国雄才大略、长驾远驭、包举宇宙之奇伟俊杰”的光荣战绩(包括非汉族英雄)，以寓“往哲保存国土之思”;一方面通过对历代王朝“大一统”疆域之颂扬(包括少数民族王朝)，来提醒国人现代中国“领土空间”维持之不易。[40]
换言之，此图编绘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为论证“五族共和”背景下，传统中国“疆域空间”向现实“领土空间”之合法性，故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言。正是适应民族国家建构的现实需求，故《中国历代疆域战争合图》在当时流传甚广。如《南开中学史地学科教学纲要说明(1929年)》中，就明确规定“佐以武昌亚新印行欧阳缨所制之《中国历代疆域战争合图》及历史挂图”。[41]上述以“尚武”为中心的历史军事地图编绘，在对传统中国“疆域空间”向现代中国“领土空间”转型的叙述中，实际上已表明军事手段是维护现实中国领土主权的直接动力，其本质则是以历代王朝开疆拓土之战争得失为学术资源，推动清末民初中央政府建设强大武力，唤醒国民“尚武”精神，以此维护现代中国的“领土空间”。
2、以“疆域沿革”为主题的历史政区地图编绘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保全清王朝统治下的全部领土，在多民族国家建构的语境下，经梁启超等知识精英的积极倡导“中华民族”观念日益深入人心。[42]同时，伴随“新史学”的发展与新学制的建立，“制造国民”亦成为新式史地教科书编纂的政治诉求。为响应这一号召，民初以来国民教育中有关历史疆域与沿革地理的内容，无不以统合中华民族、振兴爱国精神为归旨。这一时期历史疆域地图的编绘，也已开始摆脱“汉族空间”主义，注重边疆历史地理的书写，呈现出民族化与多元化的风格。
为提供符合现代中国实际的历史疆域沿革地图，民国三年(1914)，童世亨专门编绘《历代疆域形势一览图》一册，成为民国肇兴以来第一部以历代疆域变迁为主题的新式中国历史地图集。全图采用现代西方绘图技法，彩色石印，由上海中外舆图局初版发行，后经多次再版。[43]书中首列“禹迹图”与“华夷图”拓片，其后依次为禹贡至清各代疆域图，共计18幅，其末则附“历代州域形势通论”10篇。民国五年(1916)，作者又以前书为蓝本，另行编绘《中国历代疆域图》一套，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以供中学、师范各校历史科讲授之用。全图依朝代先后顺序编制，分为21图，合成12幅，凡历史上重要地名变迁形势，皆选载无遗。
就内容而言，上述两图详载“塞外民族之盛衰，江淮河济之变迁，长城运道之兴废”以求“养成国民沿革地理之常识”。[44]其编绘特征有二：
一是对清以前中国传统“疆域空间”的空间书写，则是在传统中国“天下”观念的表皮下，隐藏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内核。具体言之，各图题名为“某代疆域及四裔图”，图中分别以纯黄色表示“本部中国”，而对“周边中国”的四裔民族，则多以不同颜色线条区分，以符合现代中国对“中华民族”主体的界定。例如对唐代疆域的空间书写，一方面以纯黄色表示实行郡县制的“本部中国”，另一方面则以黄色线条对“四裔”空间加以内外区分，如吐蕃、突厥、回鹘等，则被画入当时中国的“内藩”版图，而朝鲜等则被认为是“外藩”。对明代疆域的空间书写亦是如此，除去对传统汉族空间的标示外，亦将鞑靼、吐蕃、畏兀儿、女真诸部纳入“内藩”版图，而将朝鲜、缅甸等纳入“外藩”。
二是对清代前期“疆域空间”与后期“领土空间”进行区分，并不再使用传统“四裔”话语。特别是在清末疆域图中，作者还附绘辽东半岛图、香港九龙图、澳门图、威海卫图、胶州湾图、广州湾图等殖民地租界图。对于这种区分，《中国历代疆域图》“凡例”中就明言：“有清二百六十年，其初至开疆拓土，与其季之割地开埠，盛衰强弱，关系最为切近。故特分绘二幅，俾阅者比较而知国势之日非也。”[45]从某种程度上讲，上述对清代疆域空间的两分绘法，不仅有助于激发青年学子的国耻意识，同时也适应了清末民初领土属性转型的现实需求。
迨至1922年，北京大学学生苏甲荣(字演存)亦编绘《中国地理沿革图》一套，于当年交中国舆地制图社初版发行。该书封面洋装金字，由梁启超题签，装帧考究。复经张相文、杨敏曾、朱希祖、白眉初、梁启超等名家作序，极显气派。同时采用现代西方绘图技术，所绘时段上起禹贡下迄民国，为图大小凡百，附图二十，彩色石印。其内容随时局而新，古今对照，相得益彰，可供中等以上学校历史学科之参考及研究地理考古学之用。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04年，京师大学堂《大学堂章程》就规定：中国史学门在主修课中应修“中国历代地理沿革略”一课，其要义就在于明了中国历代疆域统系。[46]北大史学系成立后，1917—1920年间，随即延聘张相文主讲中国沿革地理史课程。受上述学术氛围的影响，苏甲荣“于舆地之学尤深嗜若渴，课余辄据讲习所闻，集近出诸图，悉心研究而手绘之，而久之成图”。[47]同时，当时北大沿革地理学的知识圈中，已经有人注意到传统沿革地图的弊端，如杨敏曾在此书序言中就称：
图古今沿革者近亦有人，而莫备于宜都杨氏。第杨氏长于考古，短于征今。书中于内地各行省确凿可据，而以边徼诸地尚嫌疏略，而又不谙绘图之术，分折多卷，不便省览，盖犹不能无待于后人之改订焉。[48]
受此影响，苏甲荣在《中国地理沿革图》的图目安排上，对历史中国的“四裔”空间多有注意。如在古代疆域图中，作者特意在两汉图组中加入匈奴图、西羌图、古代印度及西亚图、西南夷闽粵南粵图、古朝鲜并三韩图、匈奴鲜卑消长图等分图;在隋唐图组，加入高句丽百济新罗鼎立图、柔然图、突厥未兴以前西域图、突厥图等;明代图组则加入明代亚细亚形势图、明末满洲图等。从图名上看，这种将正统王朝空间与周边少数民族空间并立的绘图方式，实际上表明作者已经突破了传统王朝地理学的“四裔”话语，转从历史上各民族平等的角度展开论述，极具开创意义。同时，在对中华民族起源问题的书写上，作者在《禹贡九州图》之后，还特意加入一幅《古代世界图》，此图重点描绘的是“黄种人”自巴比伦、中亚等地迁入中国之路线，即所谓的“中国人种西来说”。[49]换言之，这种描述的背后实则是对中国人“久居其土”起源上的疑问，这就打破了传统中国历史地图“九州”空间的法统神话。同时，认可“西来说”，本身就是在民族危机下希望中国与西方同源，通过重构“民族一元论”，借西方文化资源来论证中华民族复兴的可能。
3、以“春秋战国”为中心的断代历史地图编绘
在断代历史地图的编绘方面，最主要的就是邹兴钜编绘的《春秋战国地图》，此图于1912年由武昌亚新地学社出版发行，朱墨厘然，图说相辅，图凡12幅，内有春秋图、战国图各6幅，末附《春秋战国地名释》一卷。春秋战国时期是国史上最为纷扰的时期，其时地域分合，名称歧异，均极难考索。[50]故晚清以来，对于春秋战国的断代历史地图编绘一直是中国历史地图编绘中的学术兴奋点。此图经邹氏“研摩五载，为扩斯图，补阙订讹，殆无一字无来历”，当时就有学者评价道：“图说皆较杨氏为详，后作胜于前事，于此亦信。虽未能遍及秦汉以下，然寥寥一册亦足以惠多士矣。”[51]作者在自序中坦承：
余少时读乙部书，上自三代下及有明，其间成败兴衰粲然可考。而疆域沿革、山川形势辄苦其舛纷轇輵，亟欲有以梳理之。于是为之图以核其旧位，为之说以释其今名。……古之秦，今之俄也。英法德美与同种同文之日本，即春秋之齐晋秦楚吴越。而韩则地跨欧亚之土耳其也。上下三千载，纵横二万里，其形势相若焉，其攘夺相若焉，其强弱相维之故，亦匪弗相若焉。呜呼，抑可怪也已。今日之中国，其长处于列强势力平均之下，为春秋之宋卫曹郑。以沦于印度、波兰、埃及犹大之城耶，抑将奋发有为、励精图治以日，即于盛强而使人不可及耶。[52]
不难发现“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活力的时代，也是兼并战争最为频发的时代，这与近代世界体系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即列国竞争就是基于各国之间力量的角逐。因此，在列强环伺的现实环境中，作者借助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话语，以此作为对现实世界体系进行阐释的依据与资源。换言之，在作者对“春秋战国”的历史空间想象中，中华民族要图谋自全与发展，就必须“尚力”，而这也是日后“战国策”派的核心文化主张。[53]
民族主义与科学追求:
20世纪30年代国家危机下的中国历史地图编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汉族同化为中心的“中华民族”理论成为官方意志，并在“党化教育”的支持下得到广泛传播。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在边疆危机与时局变动的影响下，以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为宗旨的新史学逐步确立。在此基础上，以顾颉刚为首的禹贡学人，渐次涌动起强烈的学术民族主义潮流。[54]在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紧张之中，学者关注亦从汉族中国扩展到周边中国，即通过“民族主义”的诠释策略和“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以求掌握对中国历史地图编绘的话语权力。同时，为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国家力量开始强力介入各类历史地图的编绘过程。
1、学术与国家：禹贡学会与新式历史地图编绘计划
自1931年日本学者矢野仁一抛出“满蒙非中国论”后，怎样论证历史中国“疆域空间”与现代中国“领土空间”，历史中国“民族构成”与现实中国“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合法性，再次成为中国学术界关心的焦点。受此影响，在继承“古史辨”学术传统的基础上，禹贡学派从沿革地理考辨入手，—方面，通过禹贡学会的体制化运作，“纠集同志从事于吾国地理之研究，借此以激起海内外同胞爱国之热诚，使于吾国疆域之演变有所认识，而坚持其爱护国土之意向”;[55]另一方面，通过对中国疆域沿革的专门研究，把“我们祖先努力开发的土地算一个总账，合法地继承这份我们国民所应当享有的遗产，永不忘记在邻邦暴力压迫或欺骗分化下所夺的是自己的家业”。[56]换言之，禹贡学人通过梳理历代疆域沿革与边疆民族问题，以求论证现代中国对古代中国疆域继承的合法性，进而唤起国民觉悟，维护现代中国的统一与领土主权的完整。
1934年禹贡学会成立后，即提出编著《中国地理沿革史》、编绘《中国地理沿革图》、编纂《中国历史地名辞典》、考订校补历代《正史地理志》以及辑录各类专题史料等5项研究计划。其中，第二件工作就是用最新式的绘图法，绘成若干种详备的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图。由于历史地图可以直观反映历史中国的空间过程，因此，禹贡学会研究疆域沿革的最终计划，就是要用现代历史地图的手段表述出来。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顾颉刚对清末以来中外历史地图编绘情况做出一番总检讨：
我们也还没有一种可用的地理沿革图。税安礼的《历代地理指掌图》早已成了古董，成了地图史中的材料了。近三十年来中国、日本两方面所出版《中国地理沿革图》虽然很多，不下二三十种，可是要详备精确而合用的却一部也没有。日本人箭内亘所编的《东洋读史地图》很负盛名，销行甚广，实际错误百出，除了印刷精良之外一无足取。中国亚新地学社所出版的《历代战争疆域合图》远比箭内氏图稍高一筹。至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等所出版的童世亨们的《中国地理沿革图》，固然最为通行，但其讹谬可怪却尤甚于《东洋读史地图》者。比较可以称述的，只有清末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此图以绘录地名之多寡言，不为不详，以考证地名之方位言，虽未能完全无误，亦可以十得七八，可是它有一种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合用。一代疆域分割成数十块，骤视之下，既不能见其大势，又有翻前翻后之苦。[57]
综上所述，禹贡学人对于已有的各种中国历史地图皆有所批评，其原因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地图内容上，多数地名考证不准确;二是在绘图技术上，未能采用科学方法;三是在书籍装帧上，未能方便读者。换言之，对传统中国历史地图的检讨，本质上是基于科学水平与地图技术的内在评判，即“以今日之眼光视之，其弊在不合科学方法”。[58]基于上述认识，禹贡学会的新式中国历史地图编绘计划，就是要在科学性上超越前者。这种“科学主义”的学术追求，也反映出禹贡学人继承清儒“朴学考据”的新出路。同时，为提高新式历史地图的科学水平，禹贡学会进一步筹绘《地图底本》，作为编绘历史地图的草图底稿。这套地图底本分为甲、乙、丙三种，其中甲、乙两种均采用经纬线分幅，可分可合，同时加以最新式的绘图方法。[59]同时，禹贡学会还制订了系统的历史地图编绘方案，拟以“杨氏之沿革图为底本，除重以科学方法绘制外，并就会中同人研究之所长，分别时代而考订之，凡杨氏所遗漏或错误者，均为修补改正”。[60]这种以学会运作、集体分工、专题绘制的工作流程，对于此前个人化的编绘方式、教科书式的编绘目的而言，显然在学术水平与运作模式上多有超越。
此外，在筹绘新式中国历史地图的过程中，本着“求真”的学术态度，禹贡学人还以问题讨论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见解。如王育伊《历史地图制法的几点建议》、郑秉三《改革历史地图的计划》、蔡方舆《绘制〈清代历史地图〉报告》王育伊《郑秉三先生〈改革历史地图的计划〉读后记》等文章均在《禹贡》上陆续发表，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从讨论的问题焦点来看，多集中于历史地图编绘的技术性问题，或提出古今地图分立的模式，或建议采用复页地图的方法，或讨论全图与局部图的拼合等。然而，就在上述工作积极开展之时，限于经费和人力，特别是抗战的全面爆发，使得新式历史地图的编绘工作难乎为继，最终胎死腹中，实为遗憾。但是，需要思考的是，除去对科学标准的学术追求外，禹贡学会筹绘的新式中国历史地图，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新形势下，如何设定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空间”?
作为禹贡学会的创建者与支持人，顾颉刚对于新式中国历史地图编绘的态度十分重要，而其自身关于历史中国“民族”与“疆域”的观念，亦可以置放于学术民族主义的脉络中加以追寻。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顾先生就说道：
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的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禹贡》列在书经，人所共读，但是没有幽州，东北只尽于碣石，那些读圣贤书的人就以为中国的东北境确是如此了。不搜集材料作实际的查勘，单读几篇极简单的经书，就注定了他的毕生的地理观念，这又不是我们的耻辱?[61]
从上述所言来看，顾颉刚已经明确认识到在现代中国“领土空间”建构的形式下，对历史中国“疆域”与“民族”的理解，必须将非汉族的“周边中国”纳入历史中国的疆域范畴。在抗战前夕，顾颉刚又连续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中国本部”之名应早日废除》《“中华民族”是一个》等文章，积极提倡废除“中国本部”与“五大民族”的词汇。[62]同时，他还提出新的历史中国“疆域空间”划分标准，即以“西比利亚以南至阴山以北称为华北，阴山以南至淮河、秦岭、昆山一带称为华中，自此以南直到南海称为华南，从阿尔泰山至喜马拉雅山称为华西”。[63]换言之，在中国历史疆域空间的设定上，顾颉刚将“汉族中国”与“周边中国”同等对待，通过抹杀其中的族性与空间差异，进而创造出一个融合性、统一性的“中华民族”概念。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在顾颉刚看来，新式中国历史地图中的“疆域”画定，必须是超越传统中国“九州”模式的“大中国”版图，同时，在现代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是“历史中国”走向“现代中国”一脉相承的民族联合体。
无独有偶，在禹贡学会“地图底本”的编绘中，特别是丙种第二号的《全中国及中亚细亚地图》，“历史中国”的范围东至朝鲜半岛和台湾，南到中南半岛南部、西南到现在的阿富汗、西到帕米尔高原西部、北到外蒙古北部国境。除中南半岛、朝鲜半岛和印度以外，还包括库页岛、台湾、中亚东部在内，与现行的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基本一致。[64]对此，禹贡学人解释道：“因为我们打算研究民国以前各朝各代的疆域史，或其他关于地理的沿革考证，因于各朝各代所辖的疆域不同，设用现代中国来作底本，有许多朝代，就以疆域扩展较广，不敷应用了。设或再找比较中国疆域广阔一点的地图，只好就用亚洲图了。”[65]由此可以肯定：以顾颉刚为首的禹贡学人对传统中国“疆域空间”的规划，不仅包括“周边中国”的“四裔”空间，甚至包括传统“朝贡”体制下的邻国。换言之，只要认可于传统中国的“天下”秩序，均可纳入“历史中国”的范畴加以考察。
总体而言，禹贡学人对历史中国“疆域空间”的构想，实质上是试图构建“中华民族”相互融合的地理背景，这一空间版图往往以“大一统”的方式存在，特别是新兴民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成为历史中国“疆域空间”扩张的主要方式。对此，童书业就说道：“元清以新兴民族之势，利用中国天然富源，故能保持极盛大之疆域;次则唐汉，秉本族极盛之势，外征四夷，疆域亦广;而以分裂时代之五代疆域为最小。此实可证一国之宜统而不宜分裂也”。[66]这种自觉批判所谓“本部十八省”的思维模式，加上科学化的地图绘制基础，为日后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中亦可看出，禹贡学派正是将中国历史地图编绘作为其学术民族主义思潮的象征，并以此作为宣传与唤起国族认同的工具。[67]
2、地图与政治:抗战初期“中国文化馆”历史地图查禁案
为适应战前边疆开发的形势，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于1934年成立边疆历史地图编纂委员会，下设编纂组、制图组、事务组等，专门负责编绘边疆历史地图。不同于禹贡学会历史地图编绘资金的民间自筹性质，在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下，国民政府“将福建测量局呈缴之二十一年度余款，拨作边疆史地编纂委员会开办经费”，使其在经费来源上有较为充裕的保障。[68]同时，鉴于“边疆各省历史文献，素感缺乏，非博采周咨，难臻完备”，边疆史地编纂委员会专门拟定了边疆历史地图史料搜集办法，内容涵盖“历代人口统计、民族种别及分布、语言系统、官制军制沿革、文化教育发达状况、历代名人事迹及作品、风俗习惯特征、宗教派别及由来”等多项内容。在近代中国历史地图编绘史上，这是第一次由官方主持的历史地图编绘计划，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言。然而受时局动荡的影响，此次边疆历史地图编绘工作不幸中途废止。
伴随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相关《国耻地图》的编绘成为此期历史地图事业的重点。如河北省工商厅绘《中华国耻地图》反映出近二百年来中国国土沦丧的经过。武昌亚新地学社绘《中华国耻地图》详细注记了近代中国失地的沿革与经过。[69]商务印书馆《中国疆域变迁图》、建新舆地学社《中华疆界今昔图》以及各类国难挂图的内容亦大致相同。上述国耻地图的大量发行，多有激发同胞爱国情怀的相同动机，特别是为唤起中国民众对日抗战的坚强意志。1935年，正是因为《国耻地图》的政治指向性，引发了日本政府的外交抗议。然而，在当时“攘外必先安内”的绥靖政策下，南京方面屈从于日方压力，下令“取缔本京南洋、大东两书局贩卖五彩国难挂图”，甚至“通饬各警局密饬本京各书店，对于陈列容易刺激情感之此类图画，随时注意改善在卷”。[70]
与此同时，为构建统一的国家版图意识，南京国民政府逐渐加强对地图编绘的政策控制，专门成立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并制订出《水陆地图审查条例》。在“领土主权”的话语塑造下，任何不符合官方标准的各式地图，均在查禁之列。此后，国民政府内政部发布训令：“在此抗战期间，各书局出版之地图，多有未经送审，擅自发行者，此等地图一有错误，关系于国防、军事、外交、文化等，至为重大。……对于该地业经发售，未曾依法送经审定之地图，务须严加查禁。”[71]在国民政府强化地图出版控制的情势下，1937年6月4日就发生了一起“中国文化馆”历史地图查禁案，成为国家力量介入历史地图编绘的典型事例。
1935年，中国文化馆出版魏建新编绘《中国历史疆域形势史图》《日本在华势力史图》《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史图》等历史地图三种，“以资唤起民众走向自救救国的道途”。[72]其中，《中国历代疆域形势史图》，上起“夏代疆域形势图”，下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三次瓜分中国图”，以图解的形式简略表现了中国历代的疆域变迁情况。《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史图》则关注近代列强在华势力的变迁过程。在《日本在华势力史图》一书中，作者更是写道：“(本书)的写出，其目的在使中国的大众们，知道日本在华势力的庞大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悠久底历史。……日本在华势力底树立，不是善意换来的，乃是高压迫来的。”[73]由此可见，魏建新编绘上述历史地图，其目的就是要揭穿当时日本宣扬的“中日亲善”骗局。1937年，上述三种历史地图均于南京鼓楼街民众馆国耻展览会公开陈列，随即遭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的查禁。首先被查禁的是《日本在华势力史图》，禁令如下：
查此次鼓楼街民众馆国耻展览会所制图表，内有魏建新所著之中国文化馆二十四年九月初版《曰本在华势力史地图》，内容有欠妥实，如第四图《日本对华领土的侵略》，着黄色等列为中国本部，而将东北四省列为“强占地”，贯满红色横条纹，显分为另一版图，不啻承认伪满组织，日后难免不贻人口实。……又第十二图“日本在华的领事馆”竟以成都列有领事馆。窃以蓉市设领，我方绝对不允许，偏此图辗转流入敌人之手，宁不增我外交以困难?……似此作为史地图书，贻误读者。何异间接利敌，似此类地图……(当)严加查禁，以杜流传为妥。[74]
应该看到，历史地图作为国家历史疆域的象征符号，本身就具有政治宣传的复杂角色。特别是在1937年对日全面抗战的新形势下，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诉求必然反映在其对历史地图的管控之中。从上述国民政府查禁理由来看，主要聚焦于两点：一是《日本在华势力史图》中对伪“满洲国”的标绘，难免贻人口实;二是图中成都领事馆的标绘，多与实际不符，由此可能酿成外交纠纷。如果联系1931—1937年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危机中的“日本”问题，不难发现图中对东北“满洲国”问题与成都“领事馆”事件的强烈抗议，正是基于国民政府开始对日抗战的现实政治考量。[75]这种民族主义话语下的地图政治运作，实际上与魏建新编绘此图的目的形成一体两面的效果。此后，伴随对日抗战的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对历史地图编绘的控制越发严密，中国文化馆刊印之历史地图遭到全部查禁：
《日本在华势力史地图》《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图》《中国历代疆域形势史图》，均为魏建新新著，……同系中国文化馆民国二十四年九月新版。查其内容……将本国版图四分五裂，宛如只有外国势力之存在，而无本国政治之统治，影响民族尊敬祖国、复兴祖国之思想及本国在国际上之地位甚巨。……足见该作者不顾对于民族国家影响之大，改头换面，任意撰著骗钱。总之，该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图》《中国历代疆域形势史图》与前令查禁之《日本在华势力史图》同一谬妄，直接影响国家地位，间接作利敌宣传……(故)予以查禁，以正视听。[76]
分析上述所言，可知后两种中国历史地图的查禁理由，与前述《日本在华势力史图》多有相似之处。抗战爆发后，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走向最为紧要的关头，受其影响，国民政府对于法理上中国现实版图的宣示，不仅关乎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更是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现实需求。因此，在抗战初期民族主义情绪更加高涨的情况下，上述三种历史地图遭遇查禁也就不难理解。这种地图政治的广泛运作，就其性质来讲，则是南京国民政府以民族国家之名，通过对民间编绘历史地图事业的强力管控，进而表达中国政府对日抗战的决心与意志。换言之，查禁历史地图只是一个借口，其背后则是战时国民政府对“领土空间”合法性的政治考量。因此，作为民族国家的版图象征，抗战前夕的历史地图编绘浸染强烈的现实政治话语。而南京国民政府泛意识形态化的解读，亦使得历史地图成为国家实现其政治诉求的重要工具。
结语
近年来，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日渐成为学界研究的主要课题。基于上述问题意识，研究者开始关注国家仪式、象征体系、纪念景观对唤醒民众国族认同的建构作用。然而，作为近代中国领土空间具象化的地图生产，特别是其与清末民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关系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应该看到，清末民国作为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发轫期，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作为领土识别标志的地图开始进入个可以无限再生产的系列之中，能够被转移到海报、官式图记、有头衔的信纸、杂志和教科书封面、桌巾还有旅店的墙壁上”。[77]同时，地图以高度辨识性与随处可见性等特征，开始深深渗透到民众的国家想象之中，成为孕育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强有力的象征。正如抗战时期一位普通知识分子所言：
地图是国家形状的缩影，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种平常的图表来看，我们要特别加以尊敬和爱护，我们要时时拿来看，愈熟悉愈好。……我们打开地图一看，便觉得我们的国家，是无比的美丽，实在太可爱了。但是现在被万恶的倭寇来践踏，已经变了颜色，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我们看了地图，都要切齿痛恨，我们今后应该加倍爱护我们的地图，不让它破损，有了破损，立刻要修补，使它永远完整。[78]
在诸多地图类型中，历史地图对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形塑，作用往往不可替代的。从清末开始，特定的、被紧密画出领土单元古老性的中国历史地图，通过这些地图的历时性的叙述框架，进而赋予传统中国“疆域空间”向现代中国“领土空间”转型的合法性。因此，根据这些历史地图“中国”这一地理实体的版图记忆，有力论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线性发展路径。从上述历史地图对传统中国“疆域空间”的论述出发，可以看出民初以降一般知识阶层已经形成较为明确的国家领土意识，对多民族国家建构条件下“领土空间”格局亦有突破性的理解，而不囿于传统王朝地理学的话语体系。同时，在新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下，近代中国的历史地图编绘不可避免地与现实政治发生纠葛，绘图者表现出强烈的“国耻意识”，反映出当时知识阶层对现代中国领土主权的极度焦虑。当时有学者就发出这样的感慨：
迩者从事绘历史地图而不禁有慨焉。元代颜色偏于中国全部及伊儿、钦察、察合台、窝阔台四汗国，跨越欧亚两洲，疆域之大，亘古无比。降至前清，经元明两代之变更，治乱废兴之后，虽不免小有出入，然东三省入我版图，琉球、台湾归我管化，而库页岛则我之直辖颜色也。不丹、尼泊尔，我之领土颜色也。朝鲜国，我之属国颜色也。安南、缅甸，我之朝贡国颜色也。疆域之大，虽不能比隆元代，然既并吞八荒，掩有六合，自古以来舍元而外，莫之与京者。而今我中华民国何如者，舆图易色，非昔比矣。库页岛、黑龙江州，则日俄之颜色也。朝鲜、台湾，则日之颜色也。不丹、尼泊尔，则英之保护色也。安南、缅甸，则英法之色也。藩篱既破，语曰唇亡齿寒，觇国者有忧焉。……呜呼，我中华民国其不国矣，言念及此，不禁投笔三叹矣。[79]
这种强烈的“国耻”意识，使得清末民国知识界在对中国历史疆域的刻绘中，往往不自觉地将历史上的外藩也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极力宣扬汉唐元清“大一统”版图，给人以中国历史疆域无远弗届的自豪感。同时，对于近代中国领土日蹙的窘境，则给以强烈的国耻记忆。这种对中国历史空间的对比性书写，一方面表明时人对现实中国“领土空间”直接继承传统中国“疆域空间”的普遍认同，另一方面也展示出其对现实中国领土空间与民族边疆问题的极度焦虑。同时，新式历史地图古今对照的编排方式，不仅有意识地回避传统“禹贡九州”的空间法统，更是建构了一套线性的历史空间进化图式，进而在民族起源上打破“黄金古代”的一元说法，以融合多元化的边疆民族空间。[80]总之，清末民国的中国历史地图编绘，通过论证中国“疆域空间”向“领土空间”转型的合法性来建构出符合“中华民族”空间发展的线性图式，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中独特的“制图叙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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