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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与中华书局之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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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颉刚先生是现代学术史上开宗立派的大师,而1949年以前他个人的著作却没有一本是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根据现存档案,顾先生最初是以一个出版者的身份与中华书局联系合作事宜的。1943年10月,顾先生主编的《文史杂志》因商务印书馆印刷拖延,至有“愆期达一年之久”者,顾先生遂与毁约,即交中华书局印行,发行七千余份,“誉声载道”,顾先生非常高兴,感谢中华书局“改善之力”,使之成为抗战期间后方非常重要的大型学术期刊。后来,顾先生主持的大中国图书局因印行中小学教科书事,还一度成了竞争对手,甚至呈文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

  顾先生于1954年8月22日奉命到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当顾先生将工作计划并历年积稿交给历史所所长尹达时,尹达评之为“大而无当”,在顾先生心中激起了某种“被征服者”的屈辱感。

  就在顾先生进京的第二天,中华书局编辑部姚绍华即登门拜访,商谈《史记三家注》点校事;可以说自此之后,顾先生业务上的每一件事,都与中华书局休戚与共。

  1955年6月11日,民进中央主席马叙伦邀顾先生参加民进,第二年顾先生当选为民进中央委员。

  20世纪60年代初,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曾与历史所所长尹达、民进中央秘书长徐伯昕商定:“顾颉刚的学习由民进领导,业务由中华负责,工资归历史所发给。”像顾先生这样以学术为终身的学者而言,业务是其生命存在的意义,可见顾先生与中华书局关系之深厚。1965年10月26日,顾先生因结肠手术,在《预立遗嘱》里表示:“我一生写作,应悉交中华书局,请他们组织委员会整理。”四十五年之后暨顾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之际,中华书局出版了《顾颉刚全集》,完成了顾先生的遗愿,饯行了一个学术文化出版机构的使命。

  以下分四部分,简述1949之后顾先生与中华书局交往之大概。

  进京后第一任务:总校《资治通鉴》

  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向吴晗说起标点《资治通鉴》事,要范文澜组织专家在一两年内整理出版;另要将杨守敬《历代疆域图》用新方法改绘。根据顾先生日记,11月2日成立“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委员会”,以范文澜、吴晗、黄松龄、董纯才、翦伯赞、侯外庐、向达、顾颉刚、尹达、黎澍、刘大年、金灿然、王崇武为委员,以范文澜、吴晗为召集人。

  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中,范文澜曾敦请顾先生主持标点工作,因为顾先生年事最长,且曾从事过《史记》白文点校。顾先生表示,此事非范老亲自主持不可,自己则可校阅书稿。后以王崇武为召集人,顾先生任总校对,标点者有:聂崇岐、齐思和、张政烺、周一良、邓广铭、贺昌群、容肇祖、何兹全。11月8日,召开标点《资治通鉴》第一次讨论会。

  之后,样稿陆续交来,顾先生开始审阅,这在日记中多有记载。1954年11月15日:“看王之屏所点《通鉴》两卷。……之屏所点《通鉴》颇多误处。料想他人,亦必如此,盖大家任务太多太忙,必不能细细研究才下笔也。予任总校,要在十个月内整理出二百九十四卷之书,一一改正他人之误点,其不遑喘息可知也。”29日,召开《资治通鉴》标点第二次讨论会,顾先生提出,以委员会所定十个月完成之期限,“就我一个人的总校言,则绝对不可能”,希望延长时间或添请校对人员。于是商定由王崇武、聂崇岐、容肇祖与顾先生分任校阅工作,改变总校对制,组成四人校阅小组,分工复校其它参加者的点标稿。

  1955年2月17日,召开“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编杨守敬地图委员会及工作人员全体会议”。24日,与王崇武、聂崇岐、容肇祖“商谈《通鉴》标点事,开复校小组会”。4月21日,“聂筱珊来,共商标点疑问。徐调孚来,同讨论《通鉴》排印事”,下午又与徐调孚、王崇武、聂崇岐、容肇祖会,议定:“《通鉴》至六月底,交廿册与古籍出版社,此后每月廿册,至十月底完毕。明年六月,古籍社全部印出。”

  那么,《资治通鉴》为什么要如此迅速地出版呢?1956年2月5日,顾先生到怀仁堂应宴,日记记载:“毛主席、周总理均慰问予去年之病,谓《资治通鉴》不必这样赶。予答云:‘领导上说,已报告毛主席,时间不能改变。’”不管怎么说,《资治通鉴》还是按期完成了出版任务,开创了应用1951年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新式标点符号标点大部头史籍的先河,同时也推动了古籍整理事业的蓬勃开展。

  《资治通鉴》第一版的出版者是古籍出版社,但由于1957年初该社的业务、人员、办公楼等都并入中华书局,以及后来图书的修订再版都是由中华书局完成的,所以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都成为了中华书局的出版品种。

  整理《史记》及“二十四史”总其成

  1954年8月23日,即顾先生抵京后的次日,中华书局编辑部姚绍华登门拜访,约请整理《史记三家注》。顾先生“大喜过望”,因为顾先生“发愿整理《史记》已历三十年”。9月1日,到中华书局,商谈《史记》标点事宜。10月5日,拟《整理史记计画》交姚绍华。由于当时顾先生承担了《资治通鉴》的校对任务,所以顾先生就请北大同学贺次君到北图校勘《史记》的不同版本,并从中华书局预支的稿费中供给他生活费。

  《资治通鉴》出版后,顾先生即着手《史记》的点校。因为在顾先生的心目中,《史记》整理要分四个步骤:“第一步出标点的‘金陵本’,略加改正,并附索引;第二步出‘史记及三家注校证’;第三步出‘史记三家注定本’;第四步出‘史记新注’。”由于顾先生“一因事忙,二因多病,三则过于求细”,所以推延了出书计划,迟至1958年8月才将《标点史记凡例(稿本)》交到中华书局。

  1958年9月,毛泽东指示吴晗,要求标点前四史。13日,吴晗、范文澜、尹达、金灿然、张思俊等召开标点前四史工作会议。会议决定:除前四史之外,“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后将此报告送呈毛泽东,毛批示曰:“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9月15日,宋云彬以“待罪”之身(1962年前还没有摘帽)到中华书局上班。10月,开始审阅顾先生标点本《史记》,发现有不少点错或标错的地方。11月6日,在金灿然的召集下,顾先生“到中华书局,开会,讨论《史记》标点事”,会议决定:由宋云彬另觅一金陵本,并在顾先生标点本的基础上重新加工,完工后连同顾先生的标点本送聂崇岐看一遍,作为定稿发排。该书于1959年9月出版,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之书。10月2日,顾先生到中华书局访副总编辑傅彬然,“看新出版标点本《史记三家注》”,傅告之曰:“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史记三家注》,国庆献礼,毛主席打三次电话索取,览后表示满意。”顾先生感慨道:“斯我辈多人之积年辛勤之收获也。”

  这期间,其他各史也逐渐展开,但进度缓慢。为了提高各史的整理水平,决定外地院校承担的各史由分散点校改为在北京集中点校。中华书局向周扬报告,要求把承担点校的有关同志借调到中华书局工作,得到支持。1963年,中宣部与高教部联合发函给有关高校,借调唐长儒、陈仲安、王仲荦、张维华、卢振华、刘节、罗继祖、郑天挺、王永兴等到翠微路中华书局工作,原北京的陈垣、刘乃和、邓广铭、翁独健、冯家升、傅乐焕则仍在家工作,每周一次业务会,讨论点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段时间,史称“翠微校史岁月”——至1966年5月结束。此时,前四史已全部出版。

  1971年4月7日,由当时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与原学部留守组军代表、出版口及中华书局有关同志,共同到干面胡同顾先生家,向顾先生传达周总理的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是夜,顾先生“未成眠,计划工作人员名单”,后作《整理国史计画书》。29日,召开讨论“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标点事。出席会议的有吴庆彤、宋云彬、徐调孚、高亨、白寿彝、许大龄等二十余人。顾先生又作《标点“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应注意的问题》、《“二十四史”标点工作我所望于中华书局者》等文。

  但是顾先生因为身体状况所限,此项工作实际由白寿彝负责。到1977年底,《清史稿》出版;1978年春,最后一种《宋史》出版(版权页作1977年11月)。至此,点校出版工作全部完成。

  虽然说这套整理本是现今最为通行的版本,但是顾先生从出版之初就表示还要重新点校,对很多史的校勘记被删除非常不满,指出:“只要用事实说话,不多说空话,就不能说是繁琐考证。”顾先生曾说:“凡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一个人的生命不过数十寒暑,固然可以有所创获,但必不能有全部的成功。所以在学术事业发展的长路上,自己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迈进一步,同时也应该推动后人更比自己迈进一步。”2005年,中华书局启动了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并采用了对每一史另做“校勘长编”的方式,说明存在的问题以及处理的理由,不仅吸取了顾先生的意见,同时也是对顾先生最好的纪念。

  庞大的《尚书》整理计划

  翻译《尚书》为现代语,是顾先生“五四运动”后所发之宏愿,几十年从未忘却,只因生活动荡始终没有正式进行。1958年年底,《史记》标点完成。自1959年始,历史所派给顾先生的工作任务就是整理《尚书》,而领导任务则由中华书局副总编辑萧项平主持。1月31日,中华书局要求顾先生停止所有其他图书的整理,务必将《尚书今译》于9月交稿,为的是10月出版,可以向国庆节献礼。

  6月25日,顾先生就《尚书今译》的具体工作计划,给金灿然、萧项平等写了一封四千多字的长信,详细说明了《尚书》整理的困难以及《尚书今译》书稿完成的具体计划,并希望中华书局可以配给自己两个人:一个是高级助手,可以代为搜集材料,整理材料;一个是低级助手,代为抄录资料、誊抄稿件以及缮写钢板蜡纸。信末附录为整理《尚书》拟联系之46位专家名单,涉及研究版本、声韵、文字、训诂、语法、历史、地理、天文、经学、子学各领域。因为在顾先生设想中,早已有一庞大的《尚书》整理计划,即“《尚书》学十书”:①《尚书》校文、②《尚书》文字合编、③《尚书》集说、④《尚书今译》、⑤《伪古文尚书》集证、⑥《尚书》学史、⑦《尚书》通检、⑧《尚书》学论文选、⑨《尚书》简注、⑩《尚书》学书录,做出来的目的是“此后整理古籍者有绳准矣”。当然,这样做的目的还有其他原因,那就是对于中华书局而言,希望顾先生“作出最详尽的解释和最妥当的翻译”,所以不厌其烦地提出问题,要求修改;对于顾先生而言,也“喜欢把材料搜得多,问题钻得深”,因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学问也有钻得很深的,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经书设有专室研究,我若轻易下笔,则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学者冷眼看着,如有差错落在他们的眼中,将立刻受到不容情的批判,势必有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誉”,所以“不得不十分小心,以期不辜负党的厚望”(1964年9月7日与陈慧、徐伯昕函)。这也就是后来中华书局给文化部函中所提出的:“考虑到顾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他的助手问题似仍不能不加考虑。”

  1959年7月8日,中华书局金灿然、姚绍华亲自到顾先生家商谈《尚书今译》事,顾先生日记记曰:“今日金灿然同志来,态度甚好,允配给助手二人,帮助抄写,搜集资料及学习整理工作,此殊解决我心事。”从这一天开始,顾先生恢复了循序渐进的《尚书》整理工作。11月,中华书局派尹受来帮助顾先生任抄写,尹受工作努力,学习刻苦,顾先生十分满意。后又派编辑孟默闻协助顾先生整理《尚书》。

  是年7月,顾先生至青岛疗养,偶遇刘起釪,刘表示愿意追随顾先生进行《尚书》研究。顾先生遂向中华书局提议,希望调刘来京为高级助手。为此,中华书局金灿然向周扬、齐燕铭等领导人以及中宣部、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等部门频繁申请、联系,商调刘起釪事。1960年的商调,因刘原单位不同意而未果。为此,1961年上半年,金灿然与南京史料整理处主任王可风面谈。12月1日,又致函文化部干部司商调刘来京,并附“请调干部登记表”一份,表中“拟调至何单位任何职务”一栏所填为“中华书局作社外编辑顾颉刚先生的助手”。

  1962年1月16日,文化部干部司同意调刘来京。1月24日,中华书局致函南京史料整理处,告知文化部已经批准中华书局调刘来京工作事。3月16日,又致函南京史料整理处,询问刘来京报到日期;23日,南京史料整理处致函中华书局,告刘暂缓来京并要求寄回档案材料。4月30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询问刘不能到京的原因。5月7日,王可风复函金灿然,询问编制及进京户口问题;12日,刘致函顾先生,谓得组织上正式通知,可调往中华书局。6月11日,金灿然致函文化部齐燕铭、徐光霄,请求解决顾先生助手问题,徐批示谓“目前自外地调人有困难”;19日,中华书局致函顾先生,告调刘进京事最近已向有关部门打了报告;25日,顾先生致函金灿然,谓刘来函,并催办调京。7月8日,金灿然致函齐燕铭,催办调刘进京;20日,康生办公室致函齐燕铭,送上刘致顾先生信,齐燕铭8月1日批示:“此事已解决”。8月6日,金灿然致函齐燕铭并转文化部人事司,附与王可风信拟稿;同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通知刘自己先行来京;7日,文化部徐光霄办公室致金灿然函,退回齐燕铭批示;9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通知刘可先行来京;17日,中华书局致函文化部干部司要求解决刘进京户口问题;21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通知刘先行来京准备,户口问题已报有关部门。9月7日,金灿然致函齐燕铭,关于刘来京户口问题,干部司仍未上报;30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并,要求见信后即请办理刘调职手续。10月5日,王可风致函金灿然,谓南京史料整理处人员编制在科学院近代史所,已报北京所中,一经批示,即可办理调出手续;8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刘干部简历表收到,要求转来刘政治历史问题和审查结论等材料;同日,中华书局致函近代史所刘大年,希望得到支持,以便尽快解决,并电话联系,获同意;20日,金灿然致电王可风,谓调刘函近代史所已发出。11月4日,刘致函金灿然,报告缓期到京;6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询问刘为何迟迟不来京,要求刘来京日期车次确定后先行电告,以便派人去车站迎接;10日,南京史料整理处致函金灿然,谓刘本月15号前到京;22日,刘来京报到。顾先生日记:“刘起釪君今日到京矣,此事接洽四年而成,可见北京添进一干部之难,盖市人委、文化部、宣传部各关都须打通之故。”可见当时调一人之难,亦可见中华书局为顾先生配助手事之重视。

  是年9月,中华书局特设一间办公室,为顾先生专力从事《尚书》工作之用。自刘起釪来后,金灿然又先后致函南开大学郑天挺、郑州大学嵇文甫,借调青年学者李民进入中华书局,与刘起釪一起协助顾先生整理《尚书》。直至“文革”起,此项工作被迫停顿,幸好所有资料未有散失。

  1975年9月20日,顾先生日记:“起釪言,中华书局所拟出版计划,本定四年,送至毛主席处审阅,主席言:中华专出古书,而古书有极难解者,如《尚书》非有十年时间不可。因令重拟。为此,这个工作又将落到我身上,但我体已衰,只能帮起釪找些资料,由他作主干。”10月21日,顾先生改刘起釪《尚书今译》计划书。至此,《尚书》研究工作,开始逐渐恢复。

  1980年12月25日,顾先生逝世。刘起釪独立担负《尚书》整理工作,中华书局编辑部曾告诫刘:“应该完全摒弃一切外力邀请写的东西,消除干扰,杜绝一切外骛,全心全力整理《尚书》。”中华书局编审杨伯峻生前给刘最后一信,也勉励其务必完成,“不可使千秋万代有所责望”!刘起釪积三十年之心力,耗二十年焚膏继晷之功,至1999年10月终于完成了《尚书校释译论》这部煌煌巨帙,并于2005年4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实现了顾先生“最后才下手去作”的“《尚书》全书的考定”工作。

  从《史林杂识初编》到《顾颉刚全集》

  1955年,顾先生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整理《浪口村随笔》。并得于鹤年等人相助,于1961年2月编定《史林杂识初编》。后因出版社分工,该书转由中华书局出版,1964年1月24日顾先生见到样书,日记记载:“《史林杂识》今日始见到,中华印刷,清楚悦目。……此为中华书局出版予写作之嚆矢。”顾先生自认为该书优点有二:“随时随地可以提出问题,亦随时随地可以解决问题,牖启青年治学兴趣,一也。文辞雅而能俗,谨而能肆,庄而能谐,开文言文之一派,二也。”首印2200册,两星期即售罄。后编《史林杂识续编》,可惜未成。

  1961年8月,中华书局金灿然、萧项平向顾先生建议,除出版其《尚书今译》和《史林杂识》外,更应将其一生著述编为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顾先生日记1962年6月7日记载,本年需向中华书局交稿中有“古史论文集(地理)”一种。是年11月,中华书局与顾先生签订《尚书今译》、《古代地名汇考》和《近三百年著述考》三书约稿合同,顾先生回信中说:“承你局好意,允许接受我这三部稿件,真是我极大的光荣。”可惜都未成。

  197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请顾先生作《工作规划》,其中就有“修订已发表的论文和未发表的文稿,编成分类文集”的规划。后中华书局又重申前议,顾先生即请助手王煦华拟编《古史论文集》目录(拟编六册);并于1980年5、6月间,亲自编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于1988年出版《古史论文集》第一、二册,1996年出版第三册。

  自顾先生逝世后,顾先生的助手王煦华与顾先生的女儿顾潮、顾洪三人负责顾先生《全集》的收集整理工作。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集》整理初具规模,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中华书局未能接手。《全集》遂落户江苏某出版社,该出版社经过数年排校,面对巨大的人、财、物的投入,以及出版的遥遥无期,选择了中途退出。

  顾先生在1979年4月13日的日记中提到:“予之心事有三部书当表章:一、吴燕绍《清代蒙回藏典汇》,二、孟森《明元清系通纪》,三、钱海岳《南明史稿》。”2003年7月起,中华书局先后将此三书纳入出版计划,并分别于2005年(《清代蒙回藏典汇》)、2006年(《南明史》、《明元清系通纪》)先后出版。

  其时,中华书局听闻顾先生《全集》将由山东某出版社出版之后,非常遗憾。2005年1月21日,当听闻该出版社已放弃了出版顾先生《全集》计划时,中华书局及时与顾潮老师取得电话联系,始知是山东两家出版社将联合承担此项目,而此时这两家出版社的负责人正在赶往她家——签顾先生《全集》出版合同——的路上。中华书局表达了愿望,得到了难以形容的理解与支持!顾潮老师说:“多少年来,就是想让你们出,你们就是不要。”三天后,中华书局与顾潮签订了《全集》的出版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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