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佳来信，要我给他尊人柳曾符先生纪念文集写一点文字。二十多年前我离开上海，萍踪四海，再没有机会见到柳君，只能靠书函和偶然的电话。我跟柳曾符君之相识，时在文革之中。当时万马俱瘖，书画界完全瘫痪。上海书画社编辑部的周志高，初生之犊不畏虎，很想做点事情，于是报请上级批淮，召集书法篆刻界一二百人，经常在朵云轩举行聚会，名义上是进行大批判，实质上是连络和交流，一时成为上海书画界的中心。一九七四年文革未结束，又大胆成立了王羲之研究小组，以我为组长，上海师范学院艺术系黄若舟教授为副组长，组员有沈鸿根、柳曾符等十来人，这是我认识柳君之始。每次开会，柳君均会发表很多意见，言语率直，嗓门又大，所以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从那以后，彼此就熟悉起来，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也知道了原来他是大儒柳诒徵先生的长孙，门第书香。
江浙为人文薮渊，旧时世家大族，指不胜数，至此一甲子逐渐凋零。然乌衣子弟，时有所见，袁昂《古今书评》说「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此语深得三昧。我在上海文艺教育界甚久，接触各式人等，言谈举止，各有特点。柳君是那种世家子弟，气味和其他人不同。粗服乱头，纵复不端正，爽爽有一种风气，形容柳君极是。
柳君长我十五岁，见识广我很多，和江浙老一辈学者关系很好。他肯走动，肯读书，肯思考。文史掌故，随时拈出，如数家珍。长谈分手之后，我往往有记录下来的衝动。
有一次我说起，古文诗词非吟诵不得其要，非吟诵不知其妙，可惜旧时古文吟诵法，现在不为人知了，老先生逐一物故，吟诵将成广陵散了，所以要把老先生吟诵录製下来，当有重大的价值。没想到柳先生非常认真地去做，他认识的前辈甚多，人又勤快。我在香港收到他託人带来一盘磁带，居然是老人吟诵的录音。他是做实事的人，而且卓有成效。
类似的事情，如柳君为萧蜕庵(蛋注：民国时有“江南第一书家”之誉)立传，前后几三十年，终于在郑逸梅先生指引下，找到萧先生的弟子陈锲斋，完成了这件工作。他的文章，颇有郑逸梅前辈的文风，读来兴味盎然。他自己说：「先父柳慈明先生治算学，而学馀喜读文史掌故，郑逸梅先生人物小品，类多购置，因之余亦得窃读」，可见郑逸梅先生对他影响之大。有一次柳兄对我说：「你的文章很好，可惜读起来有板著脸孔的感觉。文章是给人读的，要使读者感到有趣味，方始是好文章。」这句话给我极大的影响，回家思索再三，拿自己文章来读，又拿他的文章来读，又拿古文范文比较，发现自己写文章时候心情太紧，太急切，结果文气严重。文章要有紧有鬆，有收有放，所谓有思想还要有方法，方始曲径通幽。自是之后，我文风就变了，一生受用于他的一句话，至今不能忘记。
我在某次会议上谈到王羲之有癫痫病，历史上很多大艺术家都有这病。会后柳君等在书画社门边，详细问我的资料出处。我奇怪开会的人很多，发言很多，我讲话中只提到一句，想不到他就那样用心。后来他对我说，资料是正确的。他又考证出明代祝枝山是近视眼，我倒是没有问过他资料何出，现在回想起来，是很可惜的。文徵明八九十岁还能写恭正的小楷，这当然首先要眼力好。一个书法家的健康包括眼力，和他的作品很有关系，在鉴定上很有用。要我自己去找资料，就不知道要化多少时间。
柳君后来去复旦大学讲甲骨文和书法，他用一枝四面涂上不同颜色的毛笔，来说明笔法。清张裕钊坐轿，人见其取一四方形铁笔﹝一说方形汉玉﹞，左倾右倒，不解其意，张谓「吾练书法也」。不会用笔者，只用一面锋;会用笔者用八面锋，正表现于这四方铁笔中(蛋注：关于八面锋的说法，在黄简老师的课程里以后会讲到)。王蘧常先生的老师沈寐叟说过，要把笔杆当作方的，不要当作圆的，自然就懂笔法了。柳君深得此妙，施之以教学，我在香港闻之，知柳君已大悟，书法之秘，正在此中，知与不知，由此分水也。不过我是坚决的摇腕派(蛋注：黄老师的视频讲座中着重说过“摇腕”的问题，但从此处看，说明“摇腕”绝非唯一正确用笔之法)，沈尹默先生以为转指必破坏笔力，这是真知灼见，我深然之。柳君以为邓石如、何绍基都转指，是否二者可以调和，大字用转指，小字当摇腕，和我不同。但就书法的前途，柳君认为必定是二王复兴，这一点和我没有分歧。
二王是中国书法的主体，其他只是旁支。清代咸同之时，欲救清初董赵萎靡之弊，碑学大兴，长枪大戟，以笔法结合刀法，製造威武雄壮的形像，但实际上破坏了使转，故碑派大将多不善行草。抗战胜利后沈尹默先生在上海集合同志，检讨得失，结束了碑派一统天下的局面，重新回归二王，这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大事情。沈尹默先生生前写过很多关于二王的文章，也亲自在上海青年宫开班讲授书法，我很多朋友就出身于这裡，后来成为卓有声誉的书法家，可惜理论上少有建树者。沉先生身后，柳曾符多次撰文详细解释沈尹默的思想精华，记述了他所见沈先生用笔以笔尖顶纸的细节，棒喝现在横毫平拖的错误写法。柳君在奈良雪心会演讲中详细地说明沈尹默先生从碑转向帖的过程：「一九三零年四十八岁时，始购得《丧乱》、《孔侍中》及《米芾七帖》，越十三年，一九四六年六十一岁时始悟『下笔』之要」，「由《米芾七帖》中『又无索靖真迹看其下笔处』一语，而知笔法的要点在于下笔之处，益创其『中锋』、『运腕』诸说，而讲究『点画』，中国书法开始由『北碑浪潮』而向『二王回归』。」文革后，群雄蜂起，各种各样的流派、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好些只是乱哄哄闹一阵，就烟消云散了。四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柳君当时的看法是正确的。
一九八零年，我在上海主持《中国书法大辞典》编辑工作，各部条目集中于我处，怎样编排次序成了大问题。柳君对我说，沉尹默先生有《书法论》，提出笔法、笔势和笔意三要素，必能解决你问题。我读过之后，不但将书法大辞典术语条目整理得清清楚楚，而且编辑了一张《书法技法术语系统表》，成为历史上第一次显示书法系统的图表，后日本、韩国均加以介绍。我在香港城市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讲授书法，课程设计即以沉尹默先生书法三要素为基础。又想起柳君写过《沉尹默先生书法浅论》，作为课程参考教材，必有脾益于学生，故去信徵求他同意，柳君即覆可。后来主编中华艺术家网站，柳君屡有赐稿。我一个学生有上海之行，席间相识于他，想拜他为师，柳君说，黄简在香港，你回去投入其门即可。这些都是他忠厚的地方。几十年来，无论我在上海编《书法》杂志，还是在香港编《书谱》杂志，或主办中华艺术家网站，或在城市大学讲授书法，他都是积极的支持者，神会心契，实属不易。
他在复旦还讲文字学，说：「凡是一字，当明六义：一此字如何写，二此字如何读，三此字如何讲，四此字为何如此写，五此字为何如此读，六此字为何如此讲。此六义有一不明，不得云识此字。」他写文章说，自己姓柳，而不识柳字，盖做不到此六义也。我读他的文章，吓一跳，因为我姓黄，亦不能完全明白黄字之六义也。我年轻时求学，不敢轻言问老师，有问题当反覆研究，有不可解者，始请益。现在的学生，连查字典都懒，随口发问低级问题，故不能成材。我俩都在当老师，柳君远比我严厉，公告学生说：「有不识之字，勿问吾，我不识字」，以逼学生思考和研究。他就是这样坦率而幽默的人。
二零零五年，香港某社团办展览，邀请柳君来港讲演且展出作品，柳君见名单，问为什麽没有我，请人带话给我一起展出。其实我不属于那个团体，自然有所不便，但我极想和他谋一面。未料柳君因血压太高，临时不能上机，不久即去世了。至今想来，还是非常婉惜的事情。向使柳君不死，必有更多的主意，更多的贡献。中国缺少这样的人，这使我不能不怀念柳君。时间越久，很多往事的细节越模糊，但柳君总的形像却逐渐鲜明起来。他驾鹤西游已经五年，明吕坤说「盖棺定论」，我和友人崔尔平先生好几次谈起他，我们的看法可以对他作一个定论：柳君是个人物。
讲到人物，难矣。什麽是人物?这世界满街都是人，但没有几个人物。司马公著《史记》七十列传，以伯夷、叔齐为第一，即因这两位是当时人物，钱宾四先生誉之为中国历史精神之代表。盖所谓高官显宦，只是职位而已;大贾钜富，不过财产而已，未必是人物。人物必有其独特之处，卓然独立，可议可忆，有其思想，有其趣味。大陆人物如沈尹默、梁漱溟、马寅初等等，均在民国受教育，至文革后逐渐凋零。柳君一生追求学问，片纸碎简，皆集箧中，孜孜矻矻，有始有终，呜呼柳君，我实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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