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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版本作伪的原因

艺术新闻 艺微客 29浏览 0评论

  古代活字印刷、抄本、稿本的数量与雕版印刷的图书数量相差极为悬殊,前三者只是与雕版印刷相辅而行,真正作为普及、传播学术的有效方法和工具的,还是雕版印刷术和用这种技术印刷成的书籍。它在古代文化领域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居于首要地位。因此,今天我们谈版本的鉴别方法,其对象主要是刻本,其次才是活字本、抄本和稿本。

  古代造伪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书的内容作伪;一种是书的版本作伪。前者多系文人所为,后者多系书贾和个别藏书家所为。自唐大量刊行书籍以来,至宋而大盛。由于宋刻精良,纸墨、刀法、字体、装满都很讲究,故后世的藏书家遂有宝视旧刻、鄙夷新刊的思想产生。如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胪载旧

  监本、秘阁本、杭本、越本、越州本、江西本、吉州本、严州本、川本、池州本、京本、高丽本,而南宋盛行的建本、婺州本等,却一律不载,其轻视通常习见之本可知。据《逊志堂杂钞》说,明嘉靖中朱吉土大韶,性好藏书,尤爱宋时镂板,访得吴门放家有陆放翁、刘须溪、谢叠山三先生评宋椠袁宏所著《后汉纪》,饰以古锦玉签,遂以一美婢易之。婶临行时,题诗于壁曰:

  无端割爱出深闺,犹胜前人换马时。

  他日相逢莫惆怅,春风吹尽道旁枝。

  后人就此事评论说:

  夫以爱妾美婢换书,事似风雅,实则近于杀风景。此则佞宋之癖,入于膏育。其为不情之举,殆有不可理论者矣!

  嘉靖之间,虽有美婢易佳刻的“不情之举”,但在藏书家和士大夫中并未形成普遍的现象。自从钱牧斋、毛于晋提倡宋元旧刻以来,季沧苇、钱曾、徐乾学更加推波助澜,流于乾嘉,佞宋之风尤炽,至民国间仍不衰歇。《汲古阁主人小传》说毛晋,“性嗜卷轴,榜于门曰:‘有以来刻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

  钱,每叶二百;有以;日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徐乾学也每遇宋元抄本、刻本,虽零缺单卷,亦必重购之。黄荛圃《书跋》也说:“闻无锡浦姓书贾,持残宋本《孟东野集》,索值每叶原银二两。”可见宋元本书在乾嘉时,“已成为一种汉石柴窑,虽残碑破器,有不惜重赀以购者矣”(《书林清话》卷十)。据记载,“乾嘉时,黄荛圃翁每于除夕,布列家藏宋本经史子集,以花果名酒酬之。翁自号佞宋主人”(徐康《前尘梦影录》)。黄丕烈佞宋是很出名的,当时就有“今天下好宋版书,未见如荛圃者也”(王念孙《陶陶室记》)的说法。他曾说过:“余生平无他嗜好,于书独嗜好成癖,遇宋本苟力可勉,无不致之以为快”(《三谢诗跋》)。他还自称是“惜书而不惜钱”的“书魔”,“遇一善本,不惜破产购之”(石韫玉《秋清居士传》)。他积数十年心血,收得宋本百余种,筑室贮之,题额“百宋一廛”,一时翘居群楚,称雄海内。

  对黄丕烈“佞宋”持异议的甚多。批评之一,认为他“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为深悉”(洪亮吉《北江诗话》),只是对版本外观形式的鉴赏,算不上学问家。批评之二,认为他“动称宋刻,不知即宋亦有优有劣”,是“陷于绝对化”的盲目迷信(来新复《古典目录学浅说》)。批评之三,认为他“是把宋元刻本当作古董来玩,看成奇货可居,距离为读书而藏书的作法也太遥远了”(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实际上,黄丕烈“佞宋”并非只是鉴赏而已。正如清代著名学者王念孙在《陶陶室记》中所说:“荛圃非惟好之,实能读之。其于版本之先后,篇第之多寡,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删,及其接受源流,翻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缀之精粗敝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进而论之,在版本形式与版本内容两者之间,黄丕烈看重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他认为:“凡书不为细校一通,第就外面观之,谓某本胜某本,此非定论也”(《校旧抄本<衍极>跋》)。又说:“既而校勘群籍,始知书旧一日,则其佳处犹在,不致为庸妄人删润,归于文从字顺,故旧刻为佳也”(《武林旧事跋》)。

  这就清楚地表明,黄丕烈是主张以校对版本内容异同为判定版本优劣的主要标准,并根据这个标准得出宋版书优于后刻版本的一般规律,因此而特别爱收藏宋版书。

  土大夫中有一等人,趋附时尚,不懂装懂,才是真正的“把宋元刻本当作古董来玩,看成奇货可居”的人。这种人不仅明代有朱大韶,清代还有王鼎丞。而且后者的无知比前者更为典型。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说:

  好古者重宋版书,不惜以千金、数百金购得一部,则什袭藏之,不特不轻示人,即自己亦不忍数翻阅也。余每窃笑其痴。王鼎丞观察定安酷有是癖,宰昆山时,尝买得宋椠《孟子》,举以夸余。余请一观,则先令人负一椟出,椟启,中藏一楠木匣。开匣,乃见书。书之纸墨亦古,所刊笔画,亦无异于今之监

  本。余问之曰:“读此可增长智慧乎?”曰:“不能。”“可较别本多记数行平?”曰:“亦不能。”余笑曰:“然则不如仍读今监本之为愈耳,奚必费百倍之钱以购之耶?”王恚曰:“君非解人,不可共君赏鉴。”急收#之。余大笑去。古书一旦成为商品,价值规律就必然发生作用。一切在市场上通常出现的现象也必然在书市上反映出来。古刻愈稀,零篇残页,宝若珠琳,本是自然之理;再加上一些佞来派哄抬市价,争相抢购,就造成书贾有利可图,乘机假造宋版书以投其所好。这是版本作伪的主要原因。

  其次,明正德、嘉靖年间覆刻宋元本之风,也为书贾作伪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明代文人早就不满足于习见枯燥的《五经》、《四书》以及当代人的诗文集子,在何景明、李梦阳等但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运动的影响下,一般士人更加强烈地要求多读古书,然而古宋版书到正德时已经流传不多,根本无法满足广大文人学者的需要。为了适应需要,于是兴起了翻刻来元本的热潮,从而出现了覆宋、仿宋刻本。另外,明代一些坊肆书贾,为了牟利快,任意割裂、窜改古书,同时校勘也不精,书中错字连篇,纸缪百出,贻误读者,甚至害得士子考试的讹写被黜,有些官吏亦因被恶本所误,考试出题或平时应对时被人耻笑。因此,当时官府曾下令,严禁刻书人任意窜改官定版式、文字,致使当时的刻书行业不论何时的书都照式摹刻,甚而版心的刻工、字数,文中的讳字及牌记,书口边栏等,统统照猫画虎地描下来,这就更加促成并加剧了当时翻刻宋本的热潮。

  明代中叶翻刻宋本的热潮首先在苏州地区从家刻本中兴起。正德年间,苏州书贾陆元大翻刻了宋本《晋二俊集》、《花间集》、《李翰林外集》;苏州官绅都穆协助刘恒翻刻了宋本《越绝书》;江阴藏书家朱承爵也仿宋刻了《樊川诗集》、《瘐开府集》;苏州学者黄省曾也仿宋刻了自注《申鉴》。这些都是

  嘉靖前翻刻宋本书的先驱。

  到了嘉靖初年,苏州地区的仿宋刻书之风大盛,文人、学者、富豪、书商纷纷响应,一大批专事摹刻宋版书的写刻工匠也应运而生,翻宋刻书热潮如火如茶,各家翻刻的宋版书不胜枚举。

  在家刻影响下,苏州官刻亦随之而起。而离苏州不远的常州府无锡,扬州及松江、杭州、南京等地,也很快受了这种新风气的影响。尤其是无锡一带的写刻工人经常来往于苏州各地,巡回刻书,因此很快地就熟悉了翻刻宋本的技巧,于是,无锡也成了明代中叶翻宋刻书的基地之一。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在翻刻宋本的热潮中,涌现了许多以精勘善镂著称的名家,仿刻之精,几可乱真。清朝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十二“王延哲”条记载了王刻《史记》的一段故事。

  明尚宝少卿王延哲,文恪少子也。其母张氏,寿宁侯鹤龄之妹,昭圣皇后同产。延哲少以椒房入宫中,性豪侈。一日有持宋椠《史记》鬻采者,索价三百金。延哲结其人曰:“姑留此,一月后可来取值。”乃鸠工集善就宋本摹刻,甫一月而毕。其人如期至索值,故绐之曰:“以原书还汝。”其人不辨真赝持去。既而复来曰:“此亦宋椠而纸差不如吾书,岂误耶?”延哲大笑,告以故。因取新雕本数十部敬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获三百金耳,今如数予君,且为君书幻千万亿化身矣。”其人大喜过望。今所传有震泽王氏摹刻本即此本也。王延哲借人《史记》鸠工摹刻一月而毕工,连原书主人也难以辨别真伪,可见其摹刻技术之工精艺绝!另如陆元大、黄省曾、袁「耿衣上下结构」等人摹刻的宋版书,因其刻印讲究,多为书贾割裂牌记,冒充宋椠。又如明正嘉间芝秀堂覆刻来嘉定本晋崔豹的《古今注》三卷,半页十行,每行十五字,左右双栏,白口,单鱼尾,板心下刻“芝秀堂”三字,由于书贾把“芝秀堂”字样挖掉了,因此涵芬楼《四部丛刊》、涉园《百川书屋丛书》影印时,都是以这个明覆宋本为底本,而皆著录为“依来影印”。其实这是一个错误。大名鼎鼎的张元济先生也未识其伪,可见其摹仿之逼真。正因为明代摹刻的宋本“求毫发无憾之意”,纸墨也好,再加上一些藏书家佞宋本成了癖好,本身又无鉴别能力,只要有人说是宋本,就趋之若骛,这就给书贾造成可乘之机,为了达到射利营生之目的,就采取各种手段进行版本造伪。

  第三,一些藏书家卖弄风雅,有意拔高版本的刻书年代,以此来自高身价。一些富豪之家,藏书虽多,但古本不多,于是就找出几本破烂书,似古非古的,佯称是什么宋本、元本,自己夸耀当然不行,于是就请一批帮闲文人一一写题识来技合自己所好。三人成虎,本来不是宋元版书的,也就成了宋元版了。像这样作伪的版本也不少,但总的说来,不及书贾作伪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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