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斯坦福

偏偏在那一天，我见到了很久没见到的威廉姆斯教授。这不是巧合，是天意。那天的活动是高居翰的学生、朋友、粉丝、亲戚聚到加州大学博物馆的会堂，为高居翰举行追悼和纪念。一走出会堂，就看到加州大学美术史系的印度美术史教授，乔安娜·威廉姆斯（Joana Williams）坐在大学美术博物馆门口的太阳下。

乔安娜·威廉姆斯（Joana Williams）教授

看到威廉姆斯，我的心咯噔一动，疾步走过去向她问候。二十多年前，由于她的点拨和鼎力支持，我才能够进入斯坦福大学读博士学位。在她力荐我去斯坦福的时候，一再告诉我，千万不能给高居翰知道是她出的主意。这是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有机会当面向她致谢。不知高居翰在天之灵是否能看到这一幕；看到也请不要责怪她啊。

我们一起坐在太阳下，回想起我刚刚到美国的日子。老师也老了，当年跟她读书的时候她那中年女性学者的飒爽、睿智的姿色已经被老年人的温柔圆润取代了。1989年秋经过无数与高居翰的协商，坚持，我才进了加州大学亚洲研究读研。虽然我一心期待读博，但是高居翰说我获得硕士学历的中央美院还不在加州大学认可的教育机构之内，所以必须重读硕士课程，然后再申请博士。亚洲研究有几十个研究生、一个所长、一个秘书。教员由全校各系亚洲研究的老师们兼职，因此研究生的课也在全校各系选修，同时也规定在任何系选修的课程不能超过总课程的三分之一。第一学年，在哲学、历史、英国文学、美术史还有东方语言系，疯狂地选修和旁听了大量的课程，觉得收获很大。

最有代表性的亚洲研究的研究生，是新加坡富商 Robin Loh （罗新权）先生。我们同在1991年毕业，那时他已经年过七十。作为第一位在中国开办合资酒店的人，申办手续由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亲自批准。历经磨难，最终建成了中国第一家合资酒店，就是靠近首都国际机场的丽都饭店。他在七十岁左右的时候，觉得自己拥有了一切，唯独缺少高等学位，于是就申请了加州大学的亚洲研究硕士班，我们也就成了同学。他的硕士论文写的是邓小平的经济政策研究。我去了斯坦福大学之后，他继续在亚洲研究读博，厚厚的博士论文，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研究邓小平经济改革的资料。亚洲研究，正是为他这种类型的研究者设计的。

1981年，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会见罗新权 （左四）

选修印度美术史

第二学年，我选了威廉姆斯教授的一门本科的印度美术通史、一门研究生的早期印度佛教美术研究。中央美院不设印度美术史，虽然有佛教美术，也只有中国部分，所以我选修印度佛教美术研究不但是补缺，也是听说她的学问好。特别是高居翰的老友，哈佛大学印度美术史教授罗森费尔德对她赞口不绝，夸她是自己的得意门生也是哈佛的优秀毕业生。

没料到这两门课，让我体会到印度美术研究的难度。印度美术史课上涉及到的梵语的词汇量很大，特别是这些词汇早在唐代已经翻译成与梵音区别很大的汉语，刚上手时根本摸不着头脑。比如我在敦煌给高居翰做翻译时困住我的观音和文殊的梵语发音，就分别是 Avalokiteshvara 和 Mañjuśrī，菩萨则是 bodhisattva。再加上印度社会史发展线索，文化习惯，种姓制度和其他各种习俗，与我熟悉的中国文化大相径庭，更与我多少了解一点的西方美术史毫无关联。

课程内容的讲述速度，远远超过我做笔记的能力,后来想到一个主意，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准备了两本教科书，把其中一本当作笔记本，在插图旁边记满她的解说内容，不够写的地方，再夹进去单页笔记。考试前把每一件课堂上介绍过的作品按教学大纲的顺序一一死记硬背，包括英语的描述方式和单词、梵语的英语拼写、年代，材质，赞助人，历史背景和作品特点统统背下来。最后能通过期末考试，感到真不容易，也一直怀疑自己的学习方法是否有效。

斯瓦特山谷的观音 公元7世纪，现藏大都会美术博物馆

为这门研究生课程，我写了桑吉大舍利塔和作为供奉人牙雕行会的社会身份研究。由于印度对自己的历史记载断断续续，直到十九世纪，桑吉塔才在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卡宁厄姆根据唐代僧人玄奘的记录找到了，关于大塔的研究至今依然有一些悬疑未决的学术问题。

大桑吉舍利塔

研究生的学期论文选题，必须突破已有学术研究，还要提出一己之见。为了在以往的研究中找到突破点，首先要尽可能地了解以往所有研究过的问题。研究课上老师提供的大量书目，是研究的起点。加上我运气好，学校图书馆馆藏丰富，我把学校几个图书馆能找到的关于桑吉塔的出版物堆在一起，全部过一遍，没人研究过的问题，也就渐渐浮出水面。特别是在那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为了仔细研究图像，精良印刷品只有善本图书馆才有，那里居然有我要找的图像的局部放大图片。所以我很幸运地撞上了一个好问题，也很幸运地找到了好图片，更幸运的是居然在文献和材料中找到了一些能够论证我在开笔前假设的结果，当然也离不开老师的一路辅导和支持。

1936年出版的桑吉介绍

有几次没听见图书馆闭馆的清场声，被关在里面，需要求救学校保安才能离开。这座图书馆真是藏满了宝物，加上这几个学期新学到的研究方法和威廉姆斯老师不厌其烦地指导，我写的这篇“牙雕工的石刻”才能得到老师的认可。

女性意识的启蒙

暑假了，威廉姆斯教授约我到她家喝茶、讨论我的论文。她特别交代我，要自己一个人去，她要跟我讨论怎样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这篇论文。在她那充满了印度风情的客厅里喝着来自印度的大吉琳茶（Darjeeling），吃着甜到齁嗓子的印度糖，威廉姆斯老师建议我再努力一把，将学期论文发展成可以发表的文章。我不敢答应，坦率地告诉她，这是我写得最累的文章。不懂梵文、不懂印度语、德语和法语的研究基本没涉猎到，英语又是第二语言，相关的印度历史，文化民俗完全没有基础，写到这个程度，已经吃力无比，无力再往下深究。她看我坚持不想继续努力，就告诉我说，她的一个博士生正在寻找开题报告的研究方向，问我能不能把我这个研究授权给这位研究生作为她的博士论文起点。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你为什么进亚洲研究读研？” 她问。我不想说这是费尽力气才得到的机会。而是换了个方式告诉她说：“高居翰认为亚洲研究有很多优势：比如我可以在全校范围内不受限制地选修课程，对我很合适。”

她摇摇头说，“如果你不选我的课，我只觉得你是高居翰从中国娶来年轻女子，给他做做翻译、当当助手、理理家务而已。你选了我的两门课，看了你的论文，我觉得你有追求做学问的梦想。要真做学问，亚洲研究和它的学位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你必须去其他学校的美术史系接受系统培养。”她看我无语地把弄着茶杯，知道她触动了我内心的结。又问：“高居翰那里说不通？” 我点点头坦白说，他说对我而言，亚洲研究是最好也是唯一的选择。如果去其他学校，学费也是问题。

她到书房取回来一张东西，拿在手里给我看了几行就收了回去。接着说：“几个月之后，你可以申请斯坦福大学，你看，我已经给你写好了推荐信。我这是第一次主动给学生写推荐信，这封信，本不应该给你看的，担心你不敢跟高居翰说，才给你看一眼，这是我写过的最有力的推荐信之一。我先拿着，你跟高居翰谈好了，申请书寄出去了，我的推荐信马上寄出。”“但是，” 她又说：“你永远都不能告诉高居翰说这是我给你出的主意。你必须答应我。”

她说，“斯坦福离我们只有四十英里的距离，可以早出晚归。你坚持要去，态度一定要坚决，他没有阻止你的理由。” 她又给了特别关键的建议：“你先跟你的指导老师魏斐德谈，告诉他说你想去斯坦福，万一你无法说服高居翰，魏斐德会帮你做高居翰的工作。”全校都知道魏斐德是高居翰最服气的汉学家。

我有足够的勇气吗？

从威廉姆斯教授那里回家的路上，我回想起一年多前，跟高居翰协商很久之后，他终于明白只有继续深造的诱惑，才能把我从中国招呼回去，才终于让我申请亚洲研究。我现在又要求去斯坦福，一定会引起一场暴风骤雨——我的勇气够吗？光靠勇气能说服他吗？在美国，一切都听他的，一切都按他的意思行事，无论我们之间有什么分歧，只要我坚持自己的看法，基本上等于捅马蜂窝。这次，我有这么大的勇气坚持下去吗？

亚洲研究有很多优势，但是也觉得自己既没有同学科的同门师兄弟（同学），也没有和我相同学科的导师给我引路。我的指导老师魏斐德虽然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但是他对图像的处理方式完全不是美术史专业的规范。在美国的学术领域，出于哪家师门基本上决定了你的学术眼界和方法的起点。

我趁着讨论硕士论文的机会跟魏斐德老师说到想去斯坦福读美术史的想法，他立刻大睁眼睛说：“那可太好了！高居翰怎么说？”得知我还没跟高居翰商量之后，他说了我永远忘不了的几句话：“高居翰是个矛盾体，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认知高度，使他深知怎样做出正确选择，但是有时免不了要他战胜或者克制自己的本性。”没等我开口，他就说：“需要的话，我可以出面说服他。虽然亚洲研究给你很多选课的自由，但是你却永远没有一个看家的学科/discipline。”掌握一个看家的学科，必须进入这个学科的一个师门。

加州大学亚洲研究硕士学位网页

我和魏斐德老师仔细讨论了亚洲研究对我不利的因素。Discipline 可以翻译成学科这两个字，也可以翻译成训诫，规范，纪律和训练这些词。如果讨论到学科的Discipline，那么它包含的就是构成该学科的规范、要求、准则、训练。换句话说，每一个 Discipline，都有自己的 disciplines（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要求）。亚洲研究不是一个独立的 Discipline，而是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亚洲研究不是一个专门学科，而是跨学科研究机构）。这样的机构，对于一个已经掌握了自己专业学科规范的成熟学者而言，收益极大，但是对于需要接受严谨而规范的学科训练的我而言，显然不合适。谈到这里，魏斐德老师用他特有的赞许口气说，你最近在认识上有很大的飞跃啊！居然认识到了discipline 对你的重要性。“全靠老师的点拨，”我说，“现在明白了：没有自己专精的学科，就无法立足；无稳定立足之地的跨学科研究就做不到严谨。”

所以我必须离开多艺的亚洲研究，回到美术史学科，才能做到术有专攻。

魏斐德老师 （Professor Fredric Wakeman)

遭到激烈反对

不出所料，高居翰不同意我申请斯坦福大学，开始他没想到我是认真的，只以为我在发牢骚、耍小性子。当他明白我认真而坚决的在准备申请书，他的反应非常激烈,我们无法继续讨论下去，只能暂时搁置下来。

事情的转折点出现在高居翰被任命为亚洲研究的主任，成为独一无二的负责我就读的这个跨学科机构的领导 （我曾经介绍过这个研究机构只有两名常设人员：主任和秘书）。高居翰并未告诉我他的任命，而是亚洲研究的秘书打电话找我，告诉我说高居翰是新任主任，开学后，亚洲研究要在我们家里举办大型聚会，邀请研究生们和老师们一起欢庆开学。她要过来看看环境，做好准备，同时还要协助我担当好主妇的角色。简单地说，高居翰成了我的领导，等我毕业的时候，我的学位将由他颁发。这么大的事情，他居然没告诉我！在我毕业前两个学期，他接受事关我的学术尊严的职务不但没跟我商量一下，连提都不提！

放下电话，我问他，为什么我不能申请在他们美术史系读研？他不耐烦地说，早已经跟你说清楚了，怎么又旧话重提呢！你不知道有“利益冲突”之嫌吗，你从我任教的系里得到的分数和毕业证都会受到质疑。我说，那么现在你已经履新了我读研机构的大老板，难道就没有“利益冲突”之嫌了吗？你让我怎么办？马上退学吗？不然我的毕业证会不会受到质疑？面对这个问题，正如魏斐德说的，高居翰的本性受到了他的学识和认知的考验。我们又一次协商、协商的结果是我可以申请斯坦福。如果被录取，就去，没被录取，再考虑怎么办。他的学识和认知帮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威廉姆斯教授的远见在于，如果我不离开亚洲研究，我的一切努力都将永远被高居翰在那里当主任这个事实抹黑了。不过，高居翰接受了这个职务，也给了我离开的理由，他也无法再阻止我离开。只不过他和魏斐德老师都万万没想到，原来有一位具有清醒女性意识的学者在背后“教唆”我离开。如果不是威廉姆斯教授，我肯定深陷这些微妙的文化偏见而不自知；不知什么时候清醒过来，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有威廉姆斯教授强有力的推荐信，有我在亚洲研究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历史学家魏斐德的推荐信，我进了斯坦福大学。感谢斯坦福提供了全部奖学金，也消除了经济上可能引起的障碍。我相信，这里如果有斯坦福的老师看高居翰面子的成分，那就是他们误解了背后的原委。但是，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误解啊。

​斯坦福大学125周年校庆之际

进了斯坦福大学美术系后，系里又要求我重读美术史硕士课程，然后再进入博士阶段。我问当时负责研究生教学的中世纪美术史教授苏珊·路易斯：我在加州大学的学分有多少可以转过来。她满脸鄙夷地说：“你在加州大学读的是亚洲研究，不是美术史专业，我们只能认可你在那里修过的美术史研究生课程中的一小部分。我们的课程安排完全按照斯坦福的学术要求来培养、训练你，因此你以往修过的美术史课程也不完全适用我们的要求。”我想淘气一下，又问：“我在中央美院修的学分有多少可以转过来？”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完全不了解中国的教学质量，无法认可那里的学分。”斯坦福大学美术系对于课程要求的坚持，体现出他们对打造自己特色的美术史学科建设的定位。

最终结果是，我在中央美术学院读了三年的硕士学位之后，又在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重读两遍美术史的硕士课程，三个学校加起来，修了近十年的课才进入博士阶段，居然也坚持下来了。回首这些往事我更看清了，如果没有威廉姆斯和魏斐德两位老师伸出援手，我做出的努力无论有多大又能怎样呢？没有他们敏感的心地、睿智的远见、和强有力的帮助，我的一切努力，艰辛和期望，都会被高居翰轻而易举、不动声色地碾碎。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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