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记源于汉简，正式出现于唐代，而宋代则是其黄金时期，特别是南宋时期，此时的雕版技术更加成熟，图书交易也更加频繁。

　　使“牌记”这个名词真正传下来的是宋代。“宋人刻书，于书之首尾或序后，目录后，往往刻一墨图记及牌记。其牌记亦谓之墨围，以其外围阑环之也，又谓之碑牌，以其形式如碑也。元明以后书坊刻书多效之。其文有详有略。”

　　选择宋元时期的牌记进行研究，除了宋元时期留下来可供查阅的资料相对比较充足外，还因为通过牌记的变化得出朝代和地区不同地方刻本的发展变化，进而可以深层次探讨出当时社会情况。宋元牌记按地区类分可分为江南本、浙刻、蜀刻、闽刻、江西刻本、广东刻本等等。

　　一、南宋版本牌记的概述

　　(一)浙刻

　　元稹在《白氏长庆集》中提到“扬，越间多作书摹勒及予杂事，卖于市肆。”这是关于浙刻最早的记载。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关于浙刻的实物是佛经，于新中国成立后浙江龙泉被拆毁的古塔中被人们发现。这卷经卷字大如青钱，刀法纯熟，每行字数二十到二十四不等，用黄纸印。该经卷经过专家鉴定为晚唐时期的实物。由此可见，浙刻此时已经发展到了成熟阶段。

　　浙刻的发展离不开当时社会文化发展氛围的推动。浙江两地有临安，绍兴，台州等地区，而临安位于浙江的中心，宋朝时期，临安作为宋朝的首都，经济文化都是全国最发达。官刻本对临安刻本有着促进和示范作用，除了我们所熟悉的国子监外，还有中央政府部门和一些地方官衙也开始刻书。所涉及的除了日常教化所用的一些书籍外，还有医药，法律等等比较实用的书籍。从现存的一些官刻本来看，牌记是比较简单的，例如为大众所熟知的《汉官仪》牌记只有“绍兴九年三月临安府雕印”这十一个字。

　　临安作为浙江的中心，也是书坊的集中地。比较有名的当属陈氏经籍铺刻的书。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对陈氏刻书评价十分高，他认为现在所看到的明朝刊物中许多内容都是唐人的专集、总集，大多来自于陈氏经籍铺所刻的书;而唐人的专集、总集之所以流传，与陈氏铺子刊刻使其流传下来密不可分。陈氏经籍铺子的主人名为陈起，自称陈道人，会诗文，很多文人都与之交好。刻书的尾端通常分别题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或“临安府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这样的牌记，这种牌记是陈氏父子刻的书的一个特色，这也陈氏父子刻书的一个标志。现今被后人熟知的《周贺诗集》等都有类似的牌记，都是呈现半页十行，左右双栏，白口的样子。

　　(二)蜀刻

　　四川在古代一直被称为“天府之国”。古时有“扬一益二”的说法，说明当时除了扬州，益州的经济文化居于全国前列。在中唐以后，益州在全国的地位渐渐突显出来。再加上蜀地独特的地理环境，树木丛生，木材十分丰富，为发展刻本提供了条件，因而宋人普遍认为雕版印刷的发源地是四川。正如朱翌《猗觉寮杂记》所说：“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又如《旧唐书·文宗本纪》《册府元龟·帝王部·革弊》等书记载“剑南，西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可见当时蜀刻的繁荣状况。

　　南宋后眉山渐渐成为蜀刻中心。眉山刻本的代表是《东都事略》，“眉山程舍人斋刊刻，已申上司，不许覆板”这样一行牌记写在书内，大意是这本书的版权已经是我们书斋的，已经申请过专利有法律效应了，别的书斋机构没有权利再翻刻，如果盗版的话可以有权追究刑事责任。可见蜀刻本的行业高质量和规范化。宋太祖赵匡胤正是熟悉蜀刻的先进技术和雄厚的基础，才在开国之初把刊印佛教藏经这样重要的工程交给四川完成，显示了当时蜀刻的重要地位。

　　(三)闽刻

　　关于闽刻的起源，一般认为是唐代。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七就提到：“宋板《列女传》载‘建安余氏靖安刻于勤有堂’。”而余氏世业“自唐为书肆所萃”，因而把闽刻的起源划为唐朝。闽刻书业的聚集地主要集中在建阳和福州这两个地方，建阳是以坊肆刻书出名，而福州是以寺院刻藏经而著名。

　　宋代建阳的麻沙和崇化两地，被称作“图书之府”，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一些文献中所记载的“建安刻本”“建宁刻本”“建阳刻本”“麻沙刻本”“崇化刻本”都是指的是这一地区的刻本。

　　闽刻本的一大特点是以建刻为主，建刻以坊刻为主。传世为今人所熟知的宋代的建刻本大多数是坊刻，比如“建宁黄三八郎书铺”所刻的《重修广韵》《韩非子》等。此时坊刻有些牌记很像今天出版书的出版说明。如闽刻中的王明清的《挥麈录》，它的牌记为“此书浙间所刊止前录四卷，学士大夫恨不得见全书。今得王知府宅真本全轶，四录条章无遗，诚冠世之异书也。敬三复校正，■木以衍其传，览者幸鉴。龙山书堂谨咨”。牌记中的几句话交代了该书的来源，刻本的版本特征，已经签下的出版机构“龙山书堂”，可见闽刻已经具备了现在出版说明所具有的雏形。

　　二、元代刻书

　　元代统治者，对于刻书十分重视。在入主中原之前，就曾大力兴办官方刻书，推动了刻书的发展。太宗八年(1236年)成立编修所，在平阳立经籍所，编辑、印刷经史书籍。据《元史》记载，元代的皇帝时常亲自下令，刻书印书，一般刻书的内容主要涉及两点，一种是君王感兴趣的历史类书籍，一类是有关农事生产类的书籍。元代刻书，既继承了两宋刻书的优良传统，也承袭了金代刻书的旧业，其官私所刻的刻本，在质量、形式上等都能与宋版相媲美。

　　(一)路学刻本

　　元代官刻本有中央和地方两种。而路学刻本属于地方刻本，路学刻本也称路刻本，儒学刻本。元代官刻书籍主要是以地方为主，中央决定要印一些书籍一般会交给地方去刻，由于元朝的行政单位为路，因而路学刻本就由此而来。路学刻本有个特点就是在刻本前面附有宣刻牒文，有重点地记录了书从进贡、审查、刊印的过程，这也是研究元代官方出版制度的重要资料。后来，地方逐渐的也有了刊刻书的自主权。元代的路学刻本有充足的资金和质量保证，因而被称作元刻中的精品。正如清荣荦在《影元钞本曹文正题跋》中所说：“元时名集，动国帑■版，故得名手书文，良工刊刻。”

　　中央官刻由兴文署掌握，刻印不多，此外还有广成局本、太医院本等;地方官刻由各路儒学、州县学和书院进行。元代官刻本中较突出的是书院和州县学刻本。此外，杭州的雕版印刷业很发达，仍旧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官刻的书籍由于其独特性，因此许多书后面牌记只是写了短短几个字，比如某某县学刊。

　　(二)家刻本、坊刻本

　　在政府刻书的风潮的推动下，元代家刻本、坊刻本也很兴盛，有着“相台岳氏刻梓荆■家塾”的牌记在《周易》《论语》等出现，坊刻的中心有平阳、杭州、建阳，这些地区很多大都是刻书的老字号，比较出名的当属张氏晦明轩，金时就印刷过《滏水文集》，到元后又刻印了《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增节标目音注精义资治通鉴》这两本书，其中内容配有精致通俗易懂的插图，印刷精美，是平水本中的精品。

　　元代的牌记比起前朝，不仅仅在字数上有了很大变化，而且形状式样都别具一格。而坊刻的牌记，更加兼备了版权和商业广告的作用。简单点的比如元刻本《静修先生文集》卷末题刻长方形牌记“至顺庚午孟秋宗文堂刊”，文字周围饰有建党的方格。而张氏晦明轩所刊印的书《重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首有整页螭首龟座碑形牌记，目录后有“平阳府张宅印”琴形牌记，又有“晦明轩记”钟形牌记，碑额直书“重修本草之草”，下面写的内容详细记录了这本书的背景以及重修的原因。整本书属于一书多牌记，另外牌记的样子也很有特色，牌记字数也很多，因此这个牌记在元代坊刻中具有代表性。

　　三、牌记的总结

　　从牌记的情况看，牌记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形式、功能单一到多样的过程。牌记依照文字的内容，可以按照以下几种类型区分：(1)记录刻书的时间。(2)记刊刻者和斋名堂号。(3)同时记刊刻地点和刊刻者斋堂室名。(4)记录刻书时间和刊刻者。(5)同时记刻书时间、地点及刊刻者。(6)记录版权。(7)刻书咨文。总体来说，宋元的官刻私刻和坊刻有很大区别。坊刻的牌记不仅在数量上超过官刻和私刻，而且从样式、内容上都比官刻私刻独特。

　　(一)南宋牌记与元牌记的比较

　　宋代牌记形式上简单、刻板，少花式变化;以字体占行变化的无墨围牌记为多;有墨围的牌记也以长方形文武边栏和亚字形多见;位置多出现于目录后和卷末，一书多牌记少见。内容上简洁客观，少虚托之辞，著录内容以刻书者姓氏衔号、出版时间、刻书机构为主。宋代坊刻牌记在形式内容上比官刻私刻生动形象，注重读者心理与广告功用;书坊名称多用“宅”“家塾”，喜欢用职衔，如《王建诗集》中的牌记“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解元宅书籍铺刊行”。

　　元代刻本牌记数量较多，一改宋代“宅”“家塾”等说法，代之以“轩”“斋”“精舍”“书舍”“书堂”等雅称，外形设计与行文表述上比宋代更为丰富美观生动，除了长方形、亚字形外，出现了钟式、琴式、鼎式等多种花式及大型牌记。比如元刻本《孟子》的牌记“廖氏善本，乾郡重刊”，牌记外面是一个钟的轮廓。还有元刻本的《资治通鉴》，书后就有三个牌记，分别是鼎形，圆形，正方形，十分引人注目。而《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后面的牌记则是显眼的钟形和鼎形两个牌记。

　　(二)宋元官刻私刻与坊刻版本牌记的比较

　　官刻私刻的牌记大多数很简单，最多只是在字外面简单的加个框，有时候框内所用的字体与正文不同，仅仅为了简单的区分牌记内容和正文内容。比如官刻本《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的牌记“淳■庚戍季秋金华后学吕遇龙校正刊于上饶郡学之极高明”，只是将牌记的字体变大来与正文内容相区别。而家刻本《重庆眉山三苏先生文集》的牌记“饶州德舆■痴子董应梦集古堂善本”，除了在字的外面加了简单的框，字体写成了与正文不同的字体隶书来加以区别。元代的官刻和家刻大抵相同，都是简单的外面有个框或者把牌记的字体变化下，但是有两个比较特殊的在官刻和家刻的牌记。一个是前文所提到的元官刻刻本《孟子》的钟形牌记，还有一个元家刻《资治通鉴》的三个牌记比较特别。

　　坊刻的书籍由于要面向市场销售，充满了竞争力，因此为了给读者买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多书坊在牌记上“大显神通”。比如宋代的《抱朴子》牌记，虽然牌记内容外没有任何装饰，但是这个牌记的内容却有了广告的意思。《后汉书》的牌记则外面用了波浪实心花纹作为装饰，使得牌记变得更为注目。元代的《重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则是醒目的碑状牌记，《集千家注分类工部诗》则是一个钟形书舍的牌记一个鼎状的堂的牌记。这些在牌记形状上做文章的书坊大多为了突出自己的特色，也是为了让买家更好地记住自己的书坊增加影响力。

　　学会认识牌记以及了解牌记背后的含义，对刻本的鉴定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牌记也是古代书籍版权发展的先声，其对今天的图书业的发展和广告业的进步也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我们只有多加学习积累，才能真正了解并体会古人刻书中的牌记智慧，才能对当时社会意义内涵的研究有更深次的了解。

　　参考文献：

　　[1]林申清.宋元书刻牌记图[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2]叶德辉.书林清话[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钱基博.版本通义[M].上海：上海商务出版社，1977.

　　[4]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5]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章宏伟.出版文化史论[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本文素材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

艺术百科全书

转载请注明：艺微客 » 腾卫文 张艳秋：宋元时期牌记的形式及风格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