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丰富藏书

　　1 、捐借藏书，丰富官藏

　　各代的书厄、内乱外扰以及改朝换代，都使书籍遭受巨大损失，尤其是官府藏书，有时甚至是损失殆尽，等社会安定下来，朝廷就会向民间征书，或是官府藏书匮乏，官家就会借抄私家藏书，这时私人藏书就发挥了巨大作用。

　　汉武帝时光开献书之路，向民间征书，“百年之内，书积如丘山”。虽然秦朝私人藏书活动并不普遍，藏书数量也很有限，但正是这批珍贵的先秦遗藏，奠定了汉王朝国家藏书的基础，并由此繁衍出以后历代无数的典籍。

　　清修《四库全书》时征访天下遗书，各地纷纷呈送书籍，杭州知不足斋鲍廷博、宁波天一阁范懋柱、杭州开万楼的汪启淑和两淮的马裕献书多达五六百种以上，乾隆赏各家一部《古今图书集成》，此外还有其他的很多藏书家也献了很多藏书。所以可以说《四库全书》的修成私人藏书家功不可没。 　　2、刊刻典籍，嘉惠学林

　　私人刻书的目的有三种：一是为了传播文化，以达到保存文化的目的;二是以藏书表示风雅，刻书用来炫耀;三是把自己本人和祖先的著作刻印，以传久远。大多私人藏书家刻书主要目的应该属于第一种，他们是为发扬学术，保存和传播文化而并非为牟利，所以不惜工本，选择优秀的底本或是将残本补全并反复认真地进行校勘之后才开始刻书，达到较好的刻印质量。他们不但贮藏了典籍，而且还使许多稀世流传的珍本、孤本刻印流传，使版本不致失传。

　　清代张学鹏曾说：“藏书不如读书， 读书不如刻书， 读书只以为己， 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 下以惠后来之沾溉， 其道不更广也?”他以流布泽人， 保存古籍， 嘉惠后人为崇高目的，以刻书为己任，最后刻成几部很有影响大部头丛书《学津讨源》、《墨海金壶》、《太平御览》和《借阅山房汇钞》。

　　二、整理藏书

　　1、编目

　　很多藏书家都编制书目，这些书目有重要的价值，具体体现在：1)、反映私家藏书概况;2)、编制书目的方法对后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些书目各具特色、各有侧重，有的注重版本，有的采用互著法，有的在分类方面有创新;3)、成为后世研究书籍散佚、学术流变的重要资料。

　　著名的私家目录还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附有提要的私家书目，提要重点是著者介绍和内容要旨，有的包括学术源流，每类之前有总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解题的内容包括卷数的记载、作者的介绍、内容的提示和评论，首创目录学中的解题体裁。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了不同版本，开创了目录著录版本的先河。这些编制目录的方法对后世的官私目录的编制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丰富了图书馆学理论，同时成为后世研究书籍的版本、散佚和学术流变的重要资料。

　　2、校勘

　　由于在抄写和刊刻的过程中错误在所难免，所以藏书家大多都对家藏之书用不同的版本和相关资料加以比较，考订异同，以确定原书的真面目。他们孜孜不倦手自校订，有的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真可谓“手不释卷，丹黄殆遍”。

　　《梁书·南平王伟传》中记载萧静“散书满席，手自雠校”，《新唐书·韦述传》说韦述“蓄书两万卷，皆手校定，黄墨精谨，内秘书不逮也”。

　　南宋楼钥藏书逾万卷，他亲自校核，因此他的藏书为世所重，人称“善本“。

　　3、补全

　　许多藏书家残本亦收藏，希望自己以后能够储全，为此他们处处留意，全力购求，排比整理，孜孜不倦。不仅丰富了自己的藏书，而且使许多孤本、珍本得以流传。清代郁礼藏有《辽史拾遗》，但缺五十页，后遇到一拾字纸僧，背两篓废纸，他翻阅一下，竟发现《辽史拾遗》部分手稿，他将全部字纸买下，在废纸堆中，闭户两月，一一整理，所缺《辽史拾遗》五十页竟然都在其中，正好补上。如果不是他处处留心，那么就很可能与之失之交臂。

　　丁丙与丁申两兄弟鉴于文澜阁《四库全书》所缺甚多，拿出家藏珍本，组织人员在杭州东城讲舍补钞，并向省内外藏书楼征求书籍，经过七年，共计钞补残缺者八百九十一种，全书补钞者二千一百七十四种，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大体上恢复了原貌。

　　正是由于藏书家孜孜不倦地对图书进行整理和保护，才使许多珍贵的书籍完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许多的古籍如果没有藏书家及时、精心地妥加校勘和集全，很多古籍早已不存在了。

　　很多私人藏书家节衣缩食倾囊购书，对藏书进行编制目录、校雠、辑佚，并切刊刻，才使古代的珍本秘籍得以流传至今。他们对藏书进行辛勤地藏书、整理书籍，并在这些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很多图书的保护方法都值得借鉴。同时他们还充分利用自己的藏书著述立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私人藏书家对保存我国古籍文化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对后世整理校勘古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促进了学术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武汉出版社，2005

　　[2]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3]王酉梅.中国图书馆发展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4]李朝先，段克强.中国图书馆史.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2

　　[5]徐寿芝.两宋期的图书编刻与收藏.盐城师专学报，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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